尽管这些压力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
面对这些压力，萨依德认为要紧的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所以，业余性的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他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想像成这样的角色：“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的人，而是全身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平和、宽容的肯定权势者或传统的说法或作法。”但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策的批评者，而是强调知识分子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
我以为，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可以视为对古德纳理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他和古德纳一样，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文化，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古德纳所坚信的那种作为新阶级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并不能确保批判话语的空间，而是相反，知识分子越来越消失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中，沦为专业社会大趋势中的鼠目寸光的专业人士。于是，在古德纳那里作为批判话语前提的专业主义，在萨依德那里则变成了压力、危险和限制。所以，业余者或业余态度才是专业主义限制的必经途径。
那么，作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如何行动呢？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曼海姆的影子。萨依德有两个观念值得注意。首先，他似乎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颇有些微辞。在他看来，首先是确有普遍真理和知识；其次，他坚信知识分子实际上仍是普遍性和真理的代表，就是“尝试固守普遍、单一的标准”。他坚决反对以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来衡量社会现象。但这种说法带有普遍主义和论之嫌，所以他又补充说，“我的主题是普遍与局部、主观、此时此地之间的互动”。他一方面承认任何知识分子都处于特定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这些局限来追求普遍标准（他把普遍设定为这些局限），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另外，他在指出没有什么定则来规定知识分子该说和什么的同时，又坚持存在着普遍的的标准的看法。这些矛盾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真实困境。其次，萨依德深刻地剖析了专业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危害，反复强调要专业主义，提倡对社会和民众的普遍关怀和公共交往。他直言，“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这当然包括突破自己专业的局限。但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普遍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他的普遍关怀会怎样呢？就他自己的个案来说，如果萨依德不是因为在文学领域的出色成就，他的普遍关怀会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呢？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概念上来了，文化资本越大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影响力自然越大。根据萨依德的界定，知识分
子是一种代表和表征的人物，他们公开表明某种立场，并向公众表达，所以他们是“以表征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这就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扰的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角色的普遍社会关怀；另一方面，为了使得这种进入以及表征的号召力更有影响，他又必须从他所反对的制度化和专业化中获得某种必要的言说资格和文化资本。我以为，这个悖论对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普遍存在的，而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启发性，也正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福科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解答。

与以上种种对知识分子肯定角色和积极的社会行为的看法不一样，法国学者德布雷的思考有所不同。他关心的是权力、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对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忧心仲忡，因而极力主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学（mediology）。
他认为，“教师、作家、名流”是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个阶段。所谓知识分子，亦即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们控制着这些象征、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这类人包括教师、作家、决策人士、行政官员、媒介人士等。德布雷有一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内在的团结一致的体，他们总是处于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
依据这样的观念，德布雷具体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走过的三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阶段是大学阶段，即从1880年到193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它曾是对抗教会、捍卫三共和国的力量。这时的巴黎大学成为教会和拿破仑的世俗避难者的活动场所，他们以各种学科的专家和教授的名义而得到保护。因此，大学本身也就成为吸纳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大学在资产阶级国家合法化的过程中，也同时在实施某种自身合法化的功能，尤其是它不断地生产出合法的文化价值。
二个阶段是1930年到1960年，在这个阶段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出版社。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所，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法国许多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是作家，从萨特、波伏娃、马尔罗，到卡缪、罗布一格里耶、莫里亚克等，他们组成了一个“精神家族”。作家取代教师成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着出版社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开始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作家这种话语形式与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既不同于以前教会严格刻板的表达形式，又有别后来流行的大众文化商业化和媚俗文风。
三阶段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德布雷发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他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当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的一个标志：
允许区分较高和较低知识阶层的界限是每个成员是否有能力接近大众传媒手段。这种能力决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上被决定的。它并不是侥幸的，它预感到各种严格的规则的遵从。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问题；它涉及知识活动本身，及其观念的实现或未实现，这个观念亦即一个人的活动通过作为影响策划之象征传播来影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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