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底下没什么新鲜事物。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有历史语境主义一说，与前述个人体会就颇多契合。这里的这些研究性文字虽然微不足道，但我自己对它在儒学诠解方面所作尝试却相当自信。如对《大学》这部儒家*经典的政治哲学著作的重新阐释，我自认为就具有发覆起瓿的意义（宋儒在心性论层面开掘致思乃历史情势使然，自有其理论和价值在；但因此便将先秦典籍也窄化为心性学说就大为不妥而有必要调整了）。我们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在现代性日趋深化、全球化无远弗届的今天，从儒学入手去努力发现和建构我们民族文化生命的内在性和一贯性，从当代社会所需要之文化功能重建的实践活动中去回应挑战，开创未来。十年过去，《原道》已基本确立了一个同人性学术辑刊的形象；下一个十年，但愿它能在这样的追寻建构过程中发展出一个可以称之为大陆新儒家的思想学派。

　　评论性文字是我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一些现象和事件发表的议论和看法。如果说研究性文字的主要对话对象是宋儒或港台新儒家，那么，这些评论性文字的对话对象主要就是当代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社会中一些似是而非甚至积非成是的观念和意识。如“反思一个观念”、“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之文化观异议”等，所涉及的问题都很大很大。它们不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清楚，实际根本就不是随笔所宜处理的题材。但我并不想去多作论证，因为我越来越倾向于相信，人们坚持一种观点并不需要太多理由，而是他本来就愿意或需要。我的这些思考，不愿相信的话多说无用，愿意相信，简单几句也就足矣足矣。

　　叫人高兴的是，自由主义者们对传统和儒学已不再像先前那样言语间一派傲慢和偏见。在哈耶克的反建构主义和普通法宪政主义的启发和导引下，他们从道家和儒家中发现了宪政的本土资源。但高兴之余我也想提醒一句，现代意义上的个体性概念和财产权概念在儒道经典的写作年代尚未萌生；近代，由于种种缘故，儒学先驱也未对此给予足够关注。换言之，在这一方面，传统能为我们所做的，绝对不会比我们为它所能做的和所应做的更多。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文化的发展，从来如此。

　　抒怀性文字几次都想删除。之所以*终保留下来，是因为作为法律与政治思想论丛之一种，我这一册据说主要是为记录下九十年代大陆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或身影。事实上，主编《原道》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承受有压力，生活和情绪都受到一定冲击。这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化的东西因此就获得了进入公共领域的资格。但是，它多少能够见证，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儒学，完全可以在一个普通平凡的现代心灵里发育生长。

　　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报以微笑。这是拜伦的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被人叫做了文化保守主义者；也不知道，这一称呼后面所蕴含的究竟是褒还是贬。我清楚记得的是，十六年前自己有多么激进；同样，我也很清楚，十六年过去，在自己的心底，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我喜欢这样的句子：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名者实之宾。《如此保守？》《迂远之思》《儒者之维》，是为这个集子构思的三个名称。*后选定《儒者之维》的理由有二：一方面，在当代思想文化的版图中，《原道》和这些文字折射出的无疑是近乎儒家的色调；另一方面，在儒学光谱内部，它们又仅仅属于一个小小的特定的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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