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谓该县岁比不登，今年春禾失获，秋稼无收，除死伤外，流亡者不下数万人。
自近岁连遭荒歉，流尢满道，饥寒亡命假息萑苻。
饥寒交迫、生活无望的民众有的抗捐抢粮，有的“人心思变”，鲁西南地区就时“有饥民随从附和，或纠领数十人、百十人，借仇教为名在单县边境一带游弋”。教门既能给人以精神慰藉，又有助于人们互助，同时具有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因此吸引了大批的民众纷纷参加，遂乘势活跃起来。山东地方官在奏请对山东民间秘密结社（含教门）的举事进行剿灭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自江、皖阻饥，流民入滕、峄者不下数万口，昼丐夜掠，合境绎骚然，其志在求食而已。”
（二）苛捐杂税。经过义和团运动的冲击和八国侵华战争的破坏后，清王朝被迫实行“新政”以图自保。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帑项奇绌”、“库储一空如洗”，要推行新政，不得不增加赋税。这对于遭受自然灾害打击的民众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1909年6月18日的《民呼报》曾报道：
自举新政以来，捐款加繁，其重复者，因劝学所或警费不足，如猪肉鸡鸭铺捐、砖瓦捐、烟酒捐、铺房*小之应免者，复令起捐。
1910年莱阳、海阳负担的捐税就有：户口捐、文庙捐、油坊捐、染坊捐、丝麻黄烟捐、牲畜捐、丁税、契纸税、钉牲口蹄捐、瞎子捐、戏捐、庙捐等。与此同时，清王朝还要偿付巨额赔款，进一步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对此，清统治者也已经认识到：“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以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官吏乘机增加赋税、中饱私囊，使本已沉重的赋税再放大数倍乃至数十倍。“此次新案赔款，山东摊派银八十万两。……何必又借赔款为名，处处张贴告示，添设厘捐，剥削商民”，民不堪负，“以致上年潍县罢市，今年长山县之周村镇罢市，使商民骚然，不安其业”。很显然，民间秘密结社（含教门）为民众举行斗争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形式，如1905年3月8日，四川犍为县观音店民众就在红灯教组织下为反对清王朝捐款勒索，据龟头寨起义，山东莱阳曲诗文为“反对‘新政’，抗不纳捐”，也采用“拜盟立会”形式组织民众，教门等民间秘密结社借此发展起来。
（三）官兵掳掠。面对诸如抗捐、抢粮乃至起事等蜂起的“民变”，清王朝没有采取减免赋税、惩处贪官污吏、积极赈灾，从而疏导民众、化解矛盾等有效的解决方法，而是以暴易暴，用武力严厉镇压各地的“民变”，实际上，大厦将倾的清王朝为了苟安也只能这样做了。然而，更为恶劣的是，一些官兵趁火打劫，民众更加痛苦不堪，从而使矛盾更加激化。1910年，莱阳发生大规模的抗捐抗税斗争后，清王朝惊恐万状，急调清兵前往镇压。这些清兵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清军将领为邀功请赏，非但纵容清兵的行为，甚至还与地方官员、劣绅勾结在一起，对民众进行疯狂敲诈。在京的山东士绅得知莱阳事件真相后，集体上书清廷，在申述民众抗捐抗税的根由后，痛斥了清兵、地方官与劣绅勾结在一起荼毒生灵的滔天罪行：
戮其强壮，杀其幼稚，淫其妇女，掠其财富，然后纵火尽焚其室庐。……计杀死之可知者一千六百余人，而妇女之羞忿自尽、老弱之无家可归自缢投井者不可数计，焚毁房屋共千余家之多，血流被道，哭声盈野，合境之人无不痛心疾首。……道员杨耀林与总兵李安堂等人以纵杀可以邀功，掳掠可以致富，遂建议分扎四乡，以搜剿曲党为名，于是今日至东乡纵火，明日至西乡拿人，数十里内村落无一幸免者。其所掠之妇女则于附近州县卖之，所掠之衣物则载至烟台各当店售之。而驻扎防兵与劣绅王墀等以承办粮草为名，设立公所总局，逼令附城四十里乡民运送供给，虽允付官价，借扣留不发，有违异者以曲党坐之；且冒名阖县绅商朦禀抚臣，称军律整严，秋毫无犯；又逼各社长出具曲士文谋反是实甘结。
　 《申报》、《东方杂志》等媒体也先后对莱阳事件真相予以披露，全国舆论哗然，纷纷加以谴责，清王朝一些较为开明的官员甚至将所谓“盗贼”与清兵进行比较，提出了“民之畏官军更甚盗贼”的惊世骇俗之结论：
（贼首）遂教贼部分其众，申以约束，所至张贴伪谕，除一二大户外，余皆安堵无恐；复出所掠资财分给贫者，检其丁壮与同逆，以故贼势张甚……而冒军尾贼行，所至骚扰尤甚，又妄指良懦为窝主，擅为抄掠，辱及妇女，遂使民之畏官军更甚盗贼。
清统治者的残暴行径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变”得以产生的原因，压迫、剥削、饥饿没有消除，反抗事件的不断发生乃至愈演愈烈也就是必然的了。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民众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据史料记载，1911年6月至10月，武定、惠民、东昌、临清、新泰、莱芜、肥城、东平、兖州、宁阳、费县、沂水、济宁、濮州、范县、观城、郓城、巨野等十八个县，以及兖、沂二府属地，日照、寿张、阳谷、滕县、葛州、兰山、郯城各州县，均有教门等民间结社活动。
（四）教会、教民倒算。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列强不仅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而且获得了在内地建教堂及传教的权利。义和团运动中遭受打击、惶惶不可终日的教民扬眉吐气。各地清朝官员因前车之鉴更加畏惧洋人，在裁夺民教纠纷时，更是袒教抑民。两种因素的刺激，使教民数量激增、气焰日张。据后来人们回忆：
义和团失败后，教民纷纷回府。教民更为猖狂，谁也管不了。百姓敢怒不敢言，神甫来了还要下跪迎。……被义和团杀的家人，村里要给他们出殡，如为教民王泰出了殡。几年后，有些拳民也回村来，给教民磕头、赔罪，说好话，才算安住下来了。
民教矛盾的日益激化，导致冲突此起彼伏，引发乡村骚乱，极大地加剧了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社会的震荡。
此外，清王朝文化控制的弱化、皇帝崇拜和政治迷信的动摇，也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主要活动
20世纪初，慈禧太后曾向一个官僚表示，她是非常害怕清王朝这只“纸老虎被拆穿”的，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山东教门的诸种活动，是全国风起云涌的“民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1902-1911年间，除学潮和爱国革命运动外，各地“民变”多达1131次，22省无处不有，不能不使得清王朝惊惧异常，以至哀号“应接不暇”、“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这一切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严重削弱了清王朝基层统治的基础，恰恰戳穿了清王朝这只被“精心粉饰涂抹的纸老虎”，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风暴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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