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11页)；四是欧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对西方社会文化发生了动摇，迫切地想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助的办法。他们不失时机地邀请梁启超介绍孔子、墨子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一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还劝梁回国后少研究西学，多引导青年去探讨孔老墨的学说，好来解救日渐没落的欧洲，这令梁启超极为震惊。由此梁突发奇想，何不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去解决东方的经济落后，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精神饥荒，“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时事新报》1923年1月20日)，二者合二而一，创造第三种文明。梁启超形象地称之为中西文化“结婚”。当梁启超19 20年返回中国后，即全力以赴去创建他心目中的第三种新文明。具体办法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合，“返本开新”，形成一种新文化，为全人类作贡献。梁启超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文化心态，开始了晚年的学术研究。《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也是在这样的特定心路当中写成的。 《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冬，仅半月成书。梁的好友蒋方震(百里) ，是和蔡锷齐名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军事家，考察欧洲归来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光与时代史》，恭请梁作序。梁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潮在许多地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写序时大加发挥，广泛评述，无法止笔，一下子多至5万余言，已不成序，遂单独成书，名《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反过来又为梁书作序。蒋在序言中，一方面肯定了梁此书的功力深厚，论辩超群，具有启蒙意义；一方面又提出了晚清科技意识不浓，致用学风不够，“人欲”自由没有发挥的空间以及西方文化难以在中国确立等问题，梁书都没有透彻地解释。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是纲要式的论著，很多问题没有展开，可补充的东西不少，但它精炼而高度概括，简明而线条明快，人们一眼就可以触摸到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潮和基本特征，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颇有创新，是以现代思想文化为指导研究传统学术史的佳作。梁以后钻研清代学术的学者，基本是按照此书的框架和思路作进一步研究的。 如果说《清代学术概论》是有关清代学术发展的一部纲要，那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十分翔实的专著了。后者近30万言，从明代的*后 20年讲起，直到1920年为止，恰好三百年，梁启超之所以不将书冠以“清代学术史”之名，原因有二：一、“晚期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恰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今年是公历19 23年，上溯三百年前之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算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饮冰室合集·集》第75，第1页)。总之，为求清代学术发展的完整性，梁启超适当前后延伸，运用崭新的文化理念，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阐述三百年间的学术起伏、流变，不但较《清代学术概论》丰满多了，而且产生了一些新观点。 《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样，也是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22年春，梁启超应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之请，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只有4讲，但集中了他的主要观点，很有见地。同年秋冬，他又在东南大学讲课，将原有的4讲扩编，在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先秦政治思想的内容。梁对先秦政治思想的总体描述是：四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潮流(无治主义、礼治主义、人治主义、法治主义)、四个共同特点。梁把所谓的四个共同特点概括为中国人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具体是：一、中国人深信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把这些自然法则运用于政治领域，便是*理想、*圆满的政治思想，“顺天行事”就是这个意思。二、君权神授，君权无限，认定皇帝有绝对的权威，还加上许多神秘的色彩。三、将美好的社会和国家理想化了，什么“大同”、“天下为公 ”等，全是空泛的纸上的东西，具体如何变为现实，从来不去研究，结果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四、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高，国家变成了具体的某朝某代，所谓“治国”、“平天下”，自然衍化成了为当权者效劳的代名词，国家究竟为何物全然不知。在这四条绳索的束缚下，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很难走出封建专制的怪圈，去建设现代国家。梁启超的分析，真是高屋建瓴。人木三分。还应提及的是，梁启超之所以研究先秦政治思想，目的是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和政治心理。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国民政治心理的写照，没有好的国民政治心理，好的政治不会从天而降。而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政治心理形成的基础，只有把那时的政治思想实质搞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中华民族政治素质的良方。《儒家哲学》写于1927 年。此书较《先秦政治思想史》更富有哲理。梁启超虽然不是著名的哲学家，但实践能力极强，哲学意识很浓，非常善于吸收中外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运用到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当中。他对儒家哲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都有相当的深度和独到的见解，对今天仍然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于佛学，梁启超是情有独钟。但和一般平民百姓的信佛不同，他既非盲从，也不是用迷信来麻醉和自我超脱，逃避现实，而是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形成自己的观点，以佛学理论来改造自己的人生观，解决心灵深处的苦闷。在他的头脑里，“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以求得自由解放和人生*高之目的者也。”(《饮冰室合集·专集》第54，第9页)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梁启超不仅大力宣传佛学的博大精深，而且刻苦研究佛学，成果斐然。这里选编的《佛学研究十八篇》，就是梁启超佛学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具体来说包括佛学理论、佛学翻译和佛学史三个方面。梁启超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将佛学概括为一种心理学，实在是一种独创。在佛经翻译的研究上，他从中印文化交流的独特视角，论述了东汉至隋唐七百年间佛经东传的历史，涉及佛经翻译的 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绩和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是一部内容翔实、见解独到的佛经翻译史。他将整个七百年间的翻译过程划分为东汉至西晋、两晋及南北朝、唐贞观至贞元年间三个阶段的说法，一直为学术界所接受。关于佛教史，梁启超写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传世之作，简明扼要又颇有哲理地论述了佛教在中国植根、发展、兴盛和衰退的过程，对一些重要流派、著名高僧、社会影响、思想和文化冲击，包括僧尼、寺院、信徒等都有详尽的分析。研究中国佛学，不可不读梁启超这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论著。 梁启超还是一位著名的演说家。从发动戊戌变法到晚年的执教清华、南开，作过无数次的精彩演讲，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改革、文化重建、时局发展、历史透视、生活指南、人生走向、诗歌欣赏、书法艺术、学术研究、家庭教育、个人修养等方方面面。特别是梁启超晚年的演讲，是人生经验和学术研究的集中阐发，处处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在南开中学演讲时，年轻的周恩来为他高深的见解和风趣幽默的表达所折服，认真记下了每一句话。从此，梁启超成了周恩来崇拜的英雄。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讲文化，在天津南开大学讲历史研究法，在上海谈振兴东方文化，在北京清华大学讲美学，在东京讲政治，在美国、加拿大、澳洲、欧洲讲中国文化，都拥有众多的听众，收效甚广。可以讲，梁启超的演讲既是其思想、思维方法、文化追求的重要体现，又为中国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珍贵的遣产。这次出版的《梁启超演讲集》，选录了梁启超的一些重要演讲，编为一册，为我们从演讲这个崭新的角度了解梁启超，汲取任公先生留下的丰厚的文化营养提供了方便，不可不读。 李喜所 2005年3月31日于南开大学书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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