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十八篇 本书特色

本书作者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将佛学概括为一种心理学，实在是一种独创。

佛学研究十八篇 内容简介

粱启超不仅大力宣传佛学的博大精深，而且刻苦研究佛学，成果斐然。 对佛学认识论的因缘观、生死不灭的业力和轮回观、无常与无我的变化观、解脱与涅槃的智慧修养观都有精深的研究。他关于佛经翻译见解独到，简明扼要又颇有哲理地论述了佛教在中国植根、发展、兴盛和衰退的过程。 研究中国佛学,不可不读梁启超这些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论著。

佛学研究十八篇佛学研究十八篇 前言

天津古籍出版社在大力编辑出版<梁启超全集》的同时，又及时推出《饮冰室文萃丛书》，选择梁启超那些富有学术价值和创新思维，且经过近百年的历史检验，仍熠熠生辉的学术专著重新标点、校对、排印，让优秀的文化精品再展风姿，为推进学术研究，提高国民素质和文化品味发挥作用，实在是值得提倡和庆祝的一件大好事。 梁启超一生著述宏富，涉及面广，对史学、文学、政治学、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等方面都有开拓性的研究，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师。现存的《饮冰室合集》近一千万字，如果加上书信和散失的其他文论，一千四百万字是应该有的。概观梁启超的论著，除诗歌小说之外，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报章文体写的针对时局的各种政论性文章；二是以学术语言写的研究中外历史和文化的学术专著。1932年梁启超的好友林志钧编辑《饮冰室合集》时，将梁的**类文章编为文集；第二类文章辑为专集。这种分类是颇有见地的。但无论文集、专集，从梁文的字里行间都可以感悟出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情理性和现实感。 梁启超是性情中人，勇于和善于用情写作，人们称其“笔尖常带感情” ，是很真切而形象的。这种情，包括对祖国的热爱，对专制集权的痛恨，对贪官污吏的憎恶，对社会改革的热情，对学术文化的珍爱，对妻子儿女、亲朋好友的亲情等，一个“情”字，是阅读梁启超文论的基础。不过，梁启超的情，是完全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往往是情中有理，理中传情，其文章之所以感人，情理交融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梁启超所讲的理，大都顺应时代潮流，合乎民众需求，代表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总体趋势，其读者群的与日俱增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他写的《少年中国说》，真是激情澎湃，豪情满怀，读了没有不让人为之震撼的；他著的《袁崇焕传》，真可谓知人论世，心系英雄，读了没有不拍案叫绝的；即使是《戊戌政变记》这样的历史专著，也是在倾注了对维新变法一片深情的基础上，痛定思痛，悲愤交加，以其切身的历史体验，按史书的格调写就的。如果再看看他那些演讲、笔记、大学讲稿、给妻子儿女的家书，则更突显出梁启超火热的情，炽热的爱，以及率直而令人信服的哲理。 梁启超的所有论著都是有感而发，无病呻吟的作品基本与其无缘。现实感是把握梁启超文论的关键。早年他投身变法维新，其论著基本随着改革的脉搏跳跃。1898年流亡海外后，他不仅关注国内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动向，而且依托世界，捕捉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渐渐就把中国与世界、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人生、学术与文化等结合起来思索，故其文论广泛而几乎无所不包，激进而几乎涉及时局的方方面面，展现出一个先进中国人走向世界后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不断进取的追求。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的成名，主要是在这期间奠定的。1912年后，受其沉浮于民初扑朔迷离的政治所制约，其论著和当时的历史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1918年后，梁启超退出政坛，在天津的饮冰室读书写作，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化上独辟蹊径，成果卓著。他的一批影响深远的学术专著多在这期间写就。《饮冰室文萃丛书》所选的书目也多是这些著作，首批推出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就是1918年后的作品。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这些严肃的学术专著，也体现了梁启超结合现实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思想文化追求，深层次地反映出其心灵与现实的互动。为了让读者能比较准确地掌握梁启超晚年论著的精神实质，有必要探讨一下其1918年后的文化心态。 梁启超生命的*后10年，即1919到1929年，就文化观来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前30年间引进西方文化为主的一贯思路不同，他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55页)。这种调和东西文明的思想文化主张的出现，是梁启超在反思过去30年如梦般的政治生涯的基础上，尤其是结合1919年到欧洲一年多的实地考察后，深思熟虑，提炼升华的结果 。 梁启超参政热情很高，但从来都不得志。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没有丝毫减弱他的政治斗志，但被清兵追捕的逃亡滋味着实让他心惊肉跳。民国建立后，他组党结社，在议会政治的旋涡里周旋，但总是被人利用，难遂心愿。先是上当于袁世凯，后又被段祺瑞算计，作过财政总长、司法总长等大官，却疲于应付，一无所成。1918年他被迫退出官场时不仅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且对西方文化发生了动摇。于是决心到欧洲亲自考察一番，看个究竟。从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7人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长；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 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区以及一般平民的家庭，还发表演说，交流学术，结交了许多朋友；同时涉足了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对政治迷茫后心灵苦闷的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综合梁的切实感受，一是欧洲不愧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科技发达，政治有序，具有法治传统，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国民素质和社会整体水平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二是经过**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衰退，物价昂贵，煤炭“都比金子还贵”，冬天供应不了暖气，而且两极分化严重，工人罢工，民众示威，社会革命暗潮涌动；三是 “科学万能”走到了极端，将社会给“物质”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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