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参政热情很高，但从来都不得志。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没有丝毫减弱他的政治斗志，但被清兵追捕的逃亡滋味着实让他心惊肉跳。民国建立后，他组党结社，在议会政治的漩涡里周旋，但总是被人利用，难遂心愿。先是上当于袁世凯，后又被段祺瑞算计，做过财政总长、司法总长等大官，却疲于应付，一无所成。1918年他被迫退出官场时不仅对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且对西方文化发生了动摇。于是决心到欧洲亲自考察一番，看个究竟。从1918年12月28日到1920年1月23日，梁启超和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等7入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在法国和英国停留时间*长，参观了工厂、学校、银行、博览会、教堂、议会、市政府、剧院、商会、各种社团、名人故居、古战场和“一战”的据点、著名的风景区以及一般平民的家庭，还发表演说，交流学术，结交了许多朋友；同时涉足了正在巴黎召开的“巴黎和会”，亲眼目睹了列强的勾心斗角。真可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对政治迷茫后心灵苦闷的梁启超，在思想文化上找到了新的奋斗目标。综合梁的切实感受，一是欧洲不愧为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源远流长，底蕴深厚，思想自由、个性解放、科技发达、政治有序，具有法治传统，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国民素质和社会整体水平不可与中国同日而语；二是经过**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正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危机，经济衰退，物价昂贵，媒炭“都比金子还贵”，冬天供应不了暖气，而且两极分化严重，工人罢工，民众示威，社会革命暗潮涌动；三是“科学万能”走到了极端，将社会给“物质”化了，“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引发了“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第11页)四是欧美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对西方社会文化发生了动摇，迫切地想从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助的办法。他们不失时机地邀请梁启超介绍孔子、墨子和老子、庄子的思想，一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还劝梁回国后少研究西学，多引导青年去探讨孔、老、墨的学说，好来解救日渐没落的欧洲，这令梁启超极为震惊。由此梁突发奇想，何不以西方的物质文明去解决东方的经济落后，以东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精神饥荒，“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时事新报》1923年1月20日)二者合二而一，创造第三种文明。梁启超形象地称之为中西文化“结婚”。当梁启超1920年返回中国后，即全力以赴去创建他心目中的第三种新文明。具体办法是，以中国古典文化为载体，引入西方文化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运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使之与西方文化化合，“返本开新”，形成一种新文化，为全人类做贡献。梁启超就是怀着这样的思想文化心态，开始了晚年的学术研究。《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儒家哲学》也是在这样的特定心路当中写成的。
《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冬，仅半月成书。梁的好友蒋方震(百里)，是和蔡锷齐名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军事家，考察欧洲归来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恭请梁作序。梁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潮在许多地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写序时大加发挥，广泛评述，无法止笔，一下子多至5万余言，已不成序，遂单独成书，名《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反过来又为梁书作序。蒋在序言中，一方面肯定了梁此书的功力深厚，论辩超群，具有启蒙意义；一方面又提出了晚清科技意识不浓，致用学风不够，“人欲”自由没有发挥的空间以及西方文化难以在中国确立等问题，梁书都没有透彻地解释。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是纲要式的论著，很多问题没有展开，可补充的东西不少，但它精炼而高度概括，简明而线条明快，人们一眼就可以触摸到有清一代的学术主潮和基本特征，同时在研究方法和理念上颇有创新，是以现代思想文化为指导研究传统学术史的佳作。梁以后的学者，基本是按照此书的框架和思路作进一步研究的。
如果说《清代学术概论》是有关清代学术发展的一部纲要，那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十分翔实的专著了。后者近30万言，从明代的*后20年讲起，直到1920年为止，恰好三百年，梁启超不起名清代学术史，原因有二：一、“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的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恰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三百年前之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算起，若稍为概括一点，也可以说是17、18、19三世纪的中国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75，第1页)总之，为求清代学术发展的完整性，梁启超适当前后延伸，运用崭新的文化理念，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阐述三百年间的学术起伏、流变，不但较《清代学术概论》丰满多了，而且产生了一些新观点。
《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样，也是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922年春，梁启超应北京政法专门学校之请，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只有四讲，但集中了他的主要观点，很有见地。同年秋冬，他又在东南大学讲课，将原有的四讲扩编，在基本框架不变的基础上，大大丰富了先秦政治思想的内容。梁对先秦政治思想的总体描述是：四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四大潮流(无治主义、礼治主义、人治主义、法治主义)、四个共同特点。梁认为，所谓的四个共同特点，就是中国人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具体是：一、中国人深信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把这些自然法则运用于政治领域，便是*理想、*圆满的政治思想，“顺天行事”就是这个意思。二、君权神授，君权无限，认定皇帝有绝对的权威，还加上许多神秘的色彩。三、将美好的社会和国家理想化了，什么“大同”、“天下为公”等，全是空泛的纸上的东西，具体如何变为现实，从来不去研究，结果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四、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高，国家变成了具体的某朝某代，所谓“治国”、“平天下”，自然衍化成了为当权者效劳的代名词，国家究竟为何物全然不知。在这四条绳索的束缚下，中国人的政治思维很难走出封建专制的怪圈，去建设现代国家。梁启超的分析，真是高屋建瓴，入木三分。还应提及的是，梁启超之所以研究先秦政治思想，目的是提高中国人的国民意识和政治心理。在他看来，政治就是国民政治心理的写照，没有好的国民政治心理，好的政治不会从天而降。而先秦时期是中国人政治心理形成的基础，只有把那时的政治思想实质搞清楚了，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中华民族政治素质的良方。《儒家哲学》写于1927年。此书较《先秦政治思想史》更富有哲理。梁启超虽然不是著名的哲学家，但实践能力极强，哲学意识很浓，非常善于吸收中外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运用到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当中。他对儒家哲学的总体把握和具体分析都有相当的深度和独特的见解，对今天仍然有很强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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