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主题特稿、专论、观潮屿、学思录、新叶林、会议录、回音谷等栏目探讨了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 目录

特稿 论非绝对主义的新基础主义(上) Limited Distrust of Reason as a Prerequisite of Cultural Convergence：Weighing Professor Lao Sze-kwang's Concept of the Divergence between“the Confuci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and“Modern Culture” (以“对信任理性的保留”为中西文化会通的先决条件：论劳思光教授关于“儒学”与“现代文化”分歧的看法)专论 “朱熹对四书与易经的诠释”重探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 挣扎游走于两种定向之间——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 从性善论到泛性善论 从《论语》《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章》论朱熹的诠释学《中庸章句》的诠释思想及其方法论 即分殊以见理一——朱子哲学理一分殊论之伦理实践的意涵 朱子性理学与韩儒丁时翰的四端七情论(上) Trans-cultural Reading：Zhu Xi's Classical Exegesis and Hermeneufic Ultimacy(跨文化的阅读：朱熹的经典注解与诠释的终极性)观潮屿 近三十年出土儒道古佚文献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与贡献学思录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人文学科方法论——访杜维明教授新叶林 洒扫应对，便是形而上之事?——朱子对小学与大学关系的诠释 朱子对“知言养气说”的诠释：方法与睿见会议录 “道家经典的诠释——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回音谷 What Does“Qi WU lun”Mean?一A Thought Prompted by Vincent Shen's Ardcle(“齐物论”当作何解?——由沈清松论文引发的思考) 短评荟萃编后语 提高经典诠释中的定向意识友刊目录 DAO：AJOIJRNAL OF COMPARAlflVE PHILOSOPHY 《思想史研究》稿约 《中国哲学与文化》稿约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 节选

本辑特稿是劳思光先生的《论非绝对主义的新基础主义》一文，是先生近年来少有的长文，是对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一个回顾、总结、回应与救治，是“面对当的长文，是对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潮流的一个回顾、总结、回应与救治，是“面对当代哲学及文化的危机，为哲学思维寻觅出路”。本辑的另一篇特稿是来自于美国著名教授ThomasA.Metzger(墨子刻)与劳思光先生商榷的文章。生商榷的文章。

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经典诠释之定向 相关资料

有人说，中国哲学缺乏分析，只有直觉。从总体上说，中国哲学重视直觉；但是，如果说完全没有分析，就未免绝对化了。朱熹就很重视“条分缕析”，在注解四书时，就经常运用这种方法。不过，朱熹不是为分析而分析，分析本身并不是目的，分析的第一个目的，是建立分层理论或层级理论，其最终目的则是完成中国哲学所特有的有机整体论，更确切地说是生命整体论。朱熹的分析方法，遭到陆九渊的批评。陆九渊主张“先立乎其大者”，所以他不著书，更不作注解。朱熹说：“义理事物，其轻重固有大分，然于其中，又各自有轻重之别。圣贤于此，错综斟酌，毫发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寻，亦未尝腭柱而调瑟，所以断之，一视于理之当然而已矣。”（页339）义理之中分出轻重，轻重之中又分出轻重，要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仔细“斟酌”，作到“毫发不差”。如果在细微之处错了，大处则必然跟着错，这就是“枉”尺而寻不能“直”。因此，“析理则不使有毫厘之差”（页36），这样才能将书中的义理“断”得清清楚楚。这是朱熹注解四书的一个重要方法。正是运用这种“析理”的方法，朱熹将四书中的许多重要范畴，特别是一些核心范畴，分成不同层次，分别加以说明，再用综合的方法，将其联系起来。所谓综合，总是伴随着分析的，没有分析，便无所谓综合（反过来也是一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熹很重视分析。当然，这种分析与现代哲学所说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是一回事，它主要是“义理分析”即‘析理’，也可以说是“概念分析”；但是，我们所说的“概念”，与西方哲学的概念又有不同，对此，要有一个基本的把握。四书中的中心概念或最高概念是“道”，但是，究竟什么是“道”？历来的注释家都未能提出比较详细的解释，只是随各人的理解而说之；或者不作解释，作为现成的范畴而用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容易说清楚。这也许有一个好处，就是保留其全部意义，让人们去体会，一旦说出来，就会破坏其“全”。但是，这样就很难深入了解其中的具体涵义。不能了解其中的具体涵义，其整体把握也就不甚了了。宋代理学又称道学，其全部学说就是对“道”的解说，他们虽然用“理”字代替了“道”字，对于“道”的解说也就变成了对“理”的阐述，但是，在朱熹之前，还没有人对“理”作出比较深入全面的解释。正是朱熹第一个提出了全面解释，区分出“理”的不同层面的涵义，而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注解四书完成的。四书中的“道”，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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