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鲍姆对待人文科学的态度表达了她自己对启蒙运动和自由主义基本观念的承诺，因此，对于反对启蒙运动思想纲领的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她不仅很不以为然，也大张旗鼓地进行批评。她将雅克?德里达的著作描述为“全然不值得研究”，认为其分析缺乏“认真研究的证据”；她批评福柯肢解历史、概念混乱。而在评论性别理论家朱迪思?巴特勒的一部著作时，她指责这位古怪的理论家在美国学界煽动一种自我沉溺的姿态，巴特勒所倡导的那种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象征政治（symbolic politics）全然不关心女性（特别是其他阶层、其他文化中的女性）现实的生存状况，只用对任何人来说都毫无价值的东西自娱自乐，因此将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引入歧途。在纳斯鲍姆对女性的社会与政治地位、性与社会正义、女性身心健康与能力平等所做的一系列研究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她如何有意识地对女性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实施一种彻底的重新导向。例如，在《性与社会正义》中，纳斯鲍姆以所有人的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的思想为出发点，对女性的性别特征以及女性在现实世界中受支配的状况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捍卫和发展了一种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女性主义。她反对将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从属地位看作是所谓的“自然”事实，认为这种状况完全是无视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的结果；另一方面，她也不同意很多女性主义者对自由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即认为自由主义对个体的规范优先性的强调导致了一种利己主义（egoism，或者更确切地说，自由主义使个体偏爱成为一种对其他人没有深层需要的人），并进一步表明同情、关怀和爱如何能够成为自由主义的本质要素。在她看来，女性服从于他人，为了某个更大的社会群体（例如家庭）而牺牲自己福祉的倾向在很多情形中都是道德上值得赞扬的，但不应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倾向往往是在不公正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反映了社会并不充分重视女性的福祉。然而，重要的是，女性在保持自己性别特征的同时应当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认同的生活方式。因此，纳斯鲍姆实际上并不倡导那种全然抹除性别特征的极端的女性主义。例如，她论证说，在两性关系中，只要双方都能做到平等尊重，被当作“性对象”（被当作一种“不可思议的事物般的存在”）就未必是道德上有害的，反而可以是一件人性化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由此而意识到自己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承认这一点不仅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也是好的人类生活的一个根本标志—她在《善的脆弱性》中对此提出了论证。由此可见，纳斯鲍姆与保守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以及自我沉溺的女性主义者的根本分歧，不仅体现在她试图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中捍卫一种伦理普遍主义，竭力维护理性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而且也体现在她对世界主义的伦理观念的根本承诺中，她对社会正义和社会批判的思考也因此而变得更为深刻和广泛。上面提及的这几件事情，尽管只是纳斯鲍姆学术生涯中的一些花絮，却有力地揭示了她自己对待学术的态度以及对学术与公共生活之关系的理解。对她来说，学术思考和写作若不与对人类生活的现实关怀和情感投入相结合，就会变得苍白无力，必将堕落为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或者成为一种猎取个人名声的手段。
纳斯鲍姆是一位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哲学家，而且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她不仅竭力为这样一个理想提供哲学上的说明和辩护，也试图在公共生活中倡导和实践这个理想。尽管她的哲学论著涉及很多方面，但是，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哲学工作的本质，我们可以说：纳斯鲍姆试图对人性提出充分的理解，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和捍卫一种普遍主义的道德观念和一种世界主义的政治理想，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与某些具有类似观念的学者不同，她并未低估人性的复杂和多样。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她对情感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的论述中。她从斯多亚学派那里继承和发展了一个核心观念：情感在本质上是认知的，体现了我们对世界（包括他人）的判断，因此我们不能将情感及其各种表现形式从人类生活中分离出来，更不能像理性主义哲学家那样将情感完全看作是理性的羁绊。情感不仅是人性的内在构成要素，而且情感依恋也是好的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个思想不仅构成了《善的脆弱性》的一条论证主线，也是纳斯鲍姆后来发展其能力理论和正义学说的一个思想基础，在其后来的相关著作如《正义的前沿》和《政治情感》中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和落实。不仅如此，这个思想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纳斯鲍姆为什么在其哲学论著中频繁地采用文学作品并加以详细讨论。在她看来，文学作品所提供的叙事性论述能够在读者一方产生同情和移情，因此能够让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处境有更深切的体验和感悟，从而以这种方式促进公民意识和对人类的共同命运的感受。“只有用叙事艺术家特有的语言和形式才能贴切而精确地阐明某些关于人类生活的真理。就人类生活的某些要素而论，小说家的艺术措辞就像警觉的有翼天使，在日常言语或抽象的理论话语的迟钝措辞变得盲目、反应迟缓的地方仍保持敏锐，在它们变得呆滞和沉重的地方仍自在轻盈。”由此，我们也不难明白，她为何格外强调情感教育在人文科学和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不过，尽管纳斯鲍姆继承了斯多亚学派的情感理论的一大核心主张，即情感本身就包含认知的要素，但是她并不接受他们对情感所提出的*终结论，即不加管制的情感将摧毁一个人的道德品格，因此，就情感依恋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为人所控制而论，我们应该通过有意识的训练而令自己彻底摆脱情感和情感依恋。纳斯鲍姆之所以拒斥这个主张，是因为她坚持认为，动物性是人性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而情感同样是我们的动物性存在的一个规定性特征。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她在《善的脆弱性》试图论证和发展的一个核心论题。纳斯鲍姆在本书中对人性和人类生存状况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学术兴趣的发展，为她后来的哲学写作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她后来的很多论著都旨在进一步思考和发展《善的脆弱性》的一些论题。实际上，在《善的脆弱性》**章以及后来的“修订版序言”中，纳斯鲍姆已经对本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结构做出了详细解说。鉴于此，下面我们将仅重点阐述两个基本议题：**，她撰写本书的思想背景以及她对人性和人类条件所提出的理解；第二，这一理解如何影响了她后来对正义的思考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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