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有理由也有必要考察在东亚这片土地给定的天时地利中呈现的“人和”，也即政治学和法学视角中的中国宪制，或历史演化视角中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衍生和构成。这个共同体的长期存活足以证明这些基本制度有令人无法拒绝和不能低估的强大正当性。
小农与大国
任何国家的，尤其是大国的，基本制度都一定嵌在该国的天时地利中。
直观上看，华北平原，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和后世中国的核心区，位于亚洲东部，面对太平洋，近海岛屿很少，相距也颇远，加之夏秋季莫测的台风，就自然条件而言，这片土地，远不如古希腊罗马及包括北非在内的地中海周边地区便于交流和商贸。地中海位于欧亚大陆西南，不受热带气旋（台风或飓风）威胁；说是海，其实也就是嵌在欧亚非大陆之间的一大咸水湖；南欧岛屿和半岛很多，与北非沿岸相距不远；这一地区海上交通便利，成本低，自然风险小。因此，东亚大陆的人财物的交流以及文化交流都要比环地中海地区困难多了。在这种条件下，要实现跨地区的政治社会整合和治理难度也大多了。甚至同北美大陆的平原相比，在这一地区也没有什么理由早早就出现一个以稳定疆域为基础的超大型政治文化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的出现很可能首先与农耕有关。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水土适宜，气候温和，适合农耕，从关中平原一直向东，直抵大海，这片广袤土地上早早就出现了星罗棋布的由小农构成的村落。虽然高度同质，小农经济并不天然趋向形成大的社会共同体，更甭说大的政治共同体了。
传统小农其实趋向于自给自足。*基本的生产消费单位大致是男耕女织的核心家庭或略大的家庭，对土地持久精耕细作，种植粮食和桑麻（宋元之后，逐步以棉花替代了麻），养殖不多的家畜、家禽，偶尔或还有渔猎。甚至男耕女织的描述也太粗略。至少，在中国的小农家庭中，几乎所有家庭成员，包括老人和儿童，都会以人尽其力各尽其能的方式参加家庭财富和福利的创造。何止是“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甚至光屁股的牧童或渔童都以特定的方式参与了家庭的“生产劳动”。这里的引号意味着，这些行为其实无法接受现代人的本质化界定，对儿童来说，所谓的生产劳动既是农人的生产、生活和合作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也是游戏和玩耍。小农家庭是当时农耕社会*具效率的企业。
小农家庭还承担大量其他社会功能，如繁衍后代，赡养父母；不只有生产和生活，甚至有教育和文化传承；教育涉及的知识和技能不仅有关生产劳动，而且有关社会组织交往。当家庭财政有余力之际，父母甚至会从下一代中选择一位在他们看来合适的男孩去读书，学习与农耕社区无关而与治国平天下有关的知识和技能，为国家政治生活培养人才。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小农家庭还一直承担着政治治理的——如管教孩子的“家法”——以及类似宗教的——如祭祀——功能。如费孝通分析的，与现代核心家庭仅仅关注生育后代因此是临时性社会组织不同，由于承担了长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等社会功能，农耕家庭，即便很小，也是农耕社会*重要和*基本的事业单位，是一种稳定的小家族。
核心家庭是基本生产生活单位，但除非在土地极端贫瘠的地区，小农的社会生活形态通常是由同姓的核心家庭组成不太大的村落共同体。聚居是人类繁衍的结果，但也还有其他重要社会功能：节省肥沃土地，便于邻里互助，相互提供治安安全，也便于必要的集体行动，如修路、盖房、抗旱、排涝乃至渔猎。这意味着村落中要有内部治理。即便血缘随着世代多了会淡化，但久居一地，会分享语言、习俗和文化，有心理上的相互认同。在此基础上，为同其他村落竞争，借助亲缘或族群作为符号，建立政治性的组织机构，实行有政治意味的治理，把村落生活共同体和血缘共同体转化为一种*小的政治共同体，几乎水到渠成。只要商贸不发达，人员流动不大，世界各地的农耕区可能大致都会如此。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作者简介

苏力，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元讲席教授，长江学者。
祖籍江苏，1955年愚人节出生于安徽合肥。少年（1970年）从军，再当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复员军人进了北大法学院，获学士学位；1985年读研期间，赴美留学，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起任教北大法学院至今。先后独立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个人独著、文集和译著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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