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创期除了少数资商外，我们的出版物主要依靠各国共产党主办的书店来发行，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印度都是通过各国党办书店pph（peop1e ’e pub1ishing house）人民出版社来发行我国书刊的。印度的人民出版社多达九家，它们分布在西起孟买东到加尔各答，北自阿姆利则南至班加罗尔、马德拉斯，各大城市无不设有该城市的分支店，社会基础好，发行能力强，为我国出版物在该国的发行起过重要作用。在政治形势动荡的情况下，这些同业先后与我们中断往来。印度政府更明令禁止我国书刊进口，使我国出版物对印度出口一落千丈，对其他国家的发行也面临同样的局面。

……
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发生后，许多同业通知我们停止发货，断绝往来，甚至对我们进行谩骂，但我们也收到过这样一封电报，电文如下：‘不幸的冲突，引起可怕的民族仇恨，请停止发货’。该电是印度当班书店系统中仅次于新德里人民出版社的民族书店（nationa1 book house）发来的，该店位于加尔各答，总经理是巴苏（s.basu）， 思想进步，能力很强，对我国一向很友好。…这封电报经不少同志看过，都认为电文值得推敲，确实有些不同。看来，这封电报与其说是通知我们停发货，不如说是该店为了避免当局的迫害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十年动乱结束后，当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印关系稍有松动，**个与我恢复书刊贸易关系的就是这位巴苏先生。

另外一家位于新德里南部坎普尔（kanpur）的潮流书店（current book depot） 不仅未要求停止发货，反而要我继续发货，只是要求我们少发一些。这家书店的老板曾对我有关人士说：‘只要能收到中国寄来的一本书，我就可以翻印’。同时，印度仍有少数读者来函订购我国书刊。当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只是成效不大。例如，我们通过第三国将书刊寄给印度读者，尽管封套上贴有第三国邮票，仍被印度海关退回我店”。

在印度方面，曾经亲身经历中印文化交流相互隔绝20多年的印度新书中心职员斯瓦奔·幕克霍帕德里亚（s wapan·mukhopadhyay）,在1988年也深有感触地写道：
“中国现在正实行开放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在熟练的处理当前矛盾方面不受旧体制的束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注重生动的实践。这一点我们通过国图公司现在发行的书刊中得到了解，并在讨论中加深了认识。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同历史和未来紧密相连的。
1951年，也是国图公司成立后的两年，加尔各答的国家图书发行局（nba）和孟买的人民出版社通过发行国图公司的出版物担负起在印度社会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责任。1962年是中印边界冲突处于极端严重的时刻，它深刻反映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尖锐矛盾。在那些日子，没有人能从中国进口图书，那时，我们一些献身于印度人民事业的老同志遭受很大打击。1967年，在纳萨巴里农民运动期间，国图公司的书刊从历史和现实中阐明群众路线观点帮助了我们。……那时，中国书刊在印度的发行不是由任何书商，而是由我们的一些同志从尼泊尔转送进来的……1976年，印度新书中心作为国图公司的代理商，在印发行除《北京周报》以外的所有图书和期刊。现在，新德里图书中心、新世纪书店（马德拉斯）正与印度新书中心等一些书店一起在全印发行国图公司的出版物并发挥着作用”（参见何明星的《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中印之间这种急速降到冰点的国际关系一直到1976年后才开始恢复，互派大使，并逐步开展文化交流。根据国图公司的大事记，恢复文化交流的**项是1980年3月，国际书店参加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四届国际书展，这是1962年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之后，中国图书、期刊**次在新德里展出，得到印度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国国际书店的新德里书展，既是一次文化行为，同时又带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时任印度总理的甘地夫人亲自来到中国展台参观，并接受了中国国际书店的赠书。通过这次书展，在1950——1961年**个十年建立的书刊贸易渠道又开始恢复联系，比如阿莱德公司、柯莫斯书店、星出版社，新建立联系的有全印度图书供应公司等等。

在中国全面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的新时期，中国与印度的书刊交流呈现了与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情形。主要表现在图书期刊艺术品的展览、展销活动大幅增加，并成为拓展印度中国书刊发行传播网的主要手段。比如继1980年**次书展之后，1982年国际书店又派员参加第5届新德里国际书展，这次展出的图书、期刊更多、更全，获得了印度主办方颁发的外国展台一等奖。


中国国际书店在此次展出的中国科普读物，尤其是一些教科书受到印度读者的欢迎。印度政府把中国历史作为高等学校的选修课，一些英文版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受到印度人民的喜爱。与**个十年有些相同的是，反映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发展的书刊得到印度知识界、文化界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的发展速度十分吃惊。同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印交往更加频繁。比如1990年8月，国图公司邀请印度新德里、马德拉斯两家印度共产党所属书店经理皮莱、摩尔瑅先生来访；1992年2月1日至9日，国图公司派人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10届世界图书博览会；1994年2月又参加新德里举办的第11届世界图书博览会，此次中国展台共设13展架，约40平方米，展出图书747种，5300多册图书。同时展出藏文图书100多册、109种艺术品；1995年4月17日，国图公司邀请老同业印度潮流书店经理阿坎丹夫妇应邀来访，就在印度继续扩大期刊征订、转发和推动整个图书发行问题会谈；1999年11月，印度ubs出版物发行公司经理amrit sharma来访，该公司是国图公司新时期在印度的主要发行代理商，也是中国藏文图书的主要客户。amrit sharma还在本次访问中订购了1452册藏文图书订单；2001年5月印度共产党人民出版社负责人shameen faizee对国图公司进行业务访问；到了2002年，国图公司与印度往来达到5次，如2月份，国图公司专门派出财务部、业务部等人员共同到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考察，催收以往旧款，并同时寻找新渠道、新的代理商；11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大藏经》供货问题会谈、印度出版物进出口公司sharman经理就印度期刊、学术图书在中国发行问题等访问国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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