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在非洲大陆有组织、有系统、有步骤地文化传播至今已经结出丰富的果实。在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国家，到处可见“毛泽东大街”、“毛泽东大桥”、“毛泽东村”的命名；在埃塞俄比亚，普通司机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名字：孔子和毛泽东；卢旺达的国家电台曾常年向全国人民教“汉语问候语”；在刚果（金），街道上的青年人看到中国人就喊“中国，毛主席”；南非总统姆贝基在一些演讲中，经常引用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论断表述自己的观点。*为重要的是，时隔三、四十年后的今天，当时一大批看着中国图书、画报的青年学生已经成长起来，成为这个年轻大陆的主宰者。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雷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告诉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背诵出一段毛主席语录证明对中国的了解。

2003年12月26日，前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艾哈迈德，面对前来采访他的新华社记者，拿出了一张珍藏多年的照片，那是1969年，年仅27岁的萨利姆出任坦桑尼亚驻中国大使。他说，“在天安门城楼上，我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国书。这是我**次见到毛泽东，也是我一生中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从1970年到1980年，身为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大使，萨利姆为争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还指着书柜中全套的《毛泽东选集》说到：毛泽东本人从未到过非洲，可许多非洲兄弟都知道他的名字，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已融进了中国援助非洲人员的行动中。可以这样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指导和中国在经济上的无私援助，非洲国家在摆脱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获得国家独立和经济自给的道路上将花费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牺牲，走更多的弯路，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2006年，在北京成功举行48个非洲国家元首参加的中非合作论坛，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国继承“红色世纪”留在非洲大陆文化遗产的开始，但相比上一代中国人在深耕播种所期望的，显然还仅仅是开始。

　　在拉丁美洲，读着毛泽东著作而成长起来了一大批人，包括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

王文秀曾经是中国国际书店专门负责拉丁美洲发行工作的老员工，她在中国国际书店成立40 周年的回忆文章中总结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40周年史论集》第94页）：毛泽东著作在拉美地区发行推广，与非洲相近，大体也经历了1952—1961年的初创期、1962—1976年的发展期、1977—1988年的调整期。

　　在初创期，主要是借助拉美国家的共产党、左派书店来合作，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还有对华友好的法罗比书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多的一家。

在阿根廷，阿根廷共产党创办的劳太罗出版社、迪尔普莱书店发行*多。迪尔普莱书店也是阿根廷经销中国图书、期刊*多的一家，图书每种3000册，《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墨西哥共产党创办的人民文化基金社和图书代办社，曾大量发行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都在1000册以上，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000份，并积极向厄瓜多尔、波多黎各、秘鲁等转口。

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

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由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由每期的2000份，到1961年的5000份，不久增加到10000份。《北京周报》西班牙文版创刊后，也曾发行到5000份每期。此一时期是中国书刊在古巴发行的鼎盛时期，1961年在哈瓦那曾举办“中国经济建设成就展览”。

1962—1976年，中国图书在拉丁美洲地区的发行有过很大的起伏，此段历史时期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关系冷淡，尤其是智利、乌拉圭等国发生军事政变，但由于初创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拉美地区的发行仍然取得一些新进展。比如在墨西哥，六十年代主要依靠里纳书店和美洲发行社发行中国书刊。美洲发行社是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埃梅里·乌洛来所办，在1967年访华时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到了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协和国际补偿公司成为发行毛泽东著作主力，每次订购数量均超过万册，1974年进口中国图书2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8万册。1975年又曾经提出订购30万册，其中《毛主席语录》10万册。

在哥伦比亚，主要是从哥伦比亚共产党退出后另组建的党派所办书店经营。如克拉维尔公司，就是工学农运动领导人阿培亚在1963年4月访华后所建。到了七十年代，发行力量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六十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要求发行中国图书。因此，1971年期刊批发量每期达到15125份，订户达到30600份，图书总量为258280册。可惜不久，阿联德政府被推翻，中国书刊遭到查封，一些代销人流亡到国外。

在秘鲁，主要是在1972年胡安贝拉斯科总统取消对华图书禁令以后，中国图书取得长足进展。秘中文协、第三世界出版社、安泰书店、“我们的美洲书店”是中国图书的长期经销户。其中“我们的美洲书店”曾大利翻印毛泽东著作，《人民画报》每期3000份，《中国建设》每期2000份，《北京周报》每期1500份，是秘鲁销售*多的一家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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