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世宗朱厚熜）二十九年（1550）庚戌，俺答入寇，“虏大众薄都城，分掠西川、黄村、沙河、大小榆河等处，畿甸大震。”此次俺答兵临北京城下，饱掠京畿八日，史称“庚戌之变”。这次“薄城”之危终于令明朝下定修建外城的决心。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工部侍郎王邦瑞奏请修筑北京外郭城。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兵部提出“筑关厢之城”“谓京师南三城关厢应筑外墙五千七百八十丈，建楼五座。即以关厢居民计之，每家役一人，共可得万人，百日可就。宜定于来春兴工。”此项建议获准，开始施工。但转年二月，嘉靖皇帝以“以事体重大，且选将练兵，休息民力”为由，诏令停工。尽管三关厢居民愿自出财力，也仍未应允继续兴工。
直至三十二年（1553）三月，兵科给事中朱伯辰进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矧今边报屡警，严天府以伐虏谋，诚不可不及时以为之图者。臣尝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环绕如规，可百二十余里。若仍其旧贯，增卑培薄，补缺续断，即可使事半而功倍矣。”嘉靖皇帝*终同意“外城须四面修筑，以全王制”。
当时计划“四周宜筑外城七十余里。”具体走向是，“自正阳门外东马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接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僖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自广僖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基，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衹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止，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倚屏，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长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外城规制，臣等议得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濠。正阳等九门之外，如旧彰义门、大通桥，各开门一座，共门十一座。”
按照这一方案修建的外城，将会使北京城呈现一个更大的圈层结构。不算皇城及紫禁城，北京城平面将是一个回字结构。只是，外城因就旧城基修建，走向并不规整。
但兴工不久，嘉靖皇帝与阁臣严嵩等既虑工费浩大，又怕一两年内难以完工，所以改变计划，只修筑城南一面。严嵩等提议：“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可以尅期完报。”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师外城成”。外城南垣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约合7854米；东垣长“一千八十五丈一尺”，约合3472米；西垣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约合3498米。外城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外城的修筑，使北京城在平面上构成了特有的凸字形轮廓。
外郭城“止筑一面”致使整个城市呈凸字形轮廓并不是本意，而只是权宜之策。当时的想法是，“俟财力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制。”只是这个四面筑城的设想，因种种原因，终明一代，并没有实施。另外，从已修外城东、西城墙的位置来看，其与内城东、西城墙距离甚近，仅有1里来地，即使要继续修建，恐不可能沿已有外城城墙向北延伸。所以待日后“财力裕时”“以成四面”的说法，可能只是个托词。

明北京内外城的整合

外城的修建，直接的推动力是军事防卫的紧迫需要，但从社会发展形势来看，还有另外的意义。前引朱伯辰所言：“臣窃见城外居民繁夥，无虑数十万户，又四方万国商旅，货贿所集，宜有以围之。”这是修建外城的另一个动机。
在永乐初建北京城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争的影响，当时北京城内人口稀少，市井萧条，以致不得不从江南以及山西大量迁移富户来充实京师。北京附近的农村也是残破不堪，田园荒芜，而不得不从外地迁移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前来耕种，甚至将一些罪犯也发配到北京附近地区屯田开垦。在这样的形势下，北京城池的范围无须建得很大。
由于城内萧条，永乐初年，明朝在皇城门外、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以及大城各城门附近，修建了几千间民房和店房，规定一部分“招民居住”，一部分“招商居货”，叫做“廊房”。这些构成了明朝北京城居民区的基础。
据研究，明代北京城市人口，洪武初年约为10万，至正统时（1436—1449）增至96万。可见，明朝初年北京城市空间尚无不足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稳定发展，人口繁衍，城市空间很快变得局促。况且城内屡有豪门强占土地的事情发生，如正德十一年（1516），西安门外（皇城外）积庆、鸣玉二坊民居被毁，并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时军民房屋，多吞并于势豪。这些情况均会造成限制不严、空间开敞的城外关厢的迅速扩展。兵部*初的建议，并没有考虑四面筑城，而仅强调南面“居民繁夥”的三门关厢的防卫，正是这一发展的反映。
除前三门关厢之外，西南郊还有另一片居民区。从景泰年间（1450—1456）与蒙古瓦剌部的战事记载来看，北京西南郊原金中都遗址一带尚具土城与民居。例如：瓦剌也先挟所俘英宗至北京西南郊，邀明廷大臣出城迎接正统皇帝大驾，景泰帝疑其有诈，仅派职位不高的官员朝见太上皇于“土城”。这个“土城”应为金中都城垣故址。明军于京城外西南街巷堵塞路口，埋伏神铳短枪。当地居民皆爬上屋顶墙头，掷砖瓦击敌。所谓“西南街巷”“屋顶墙头”应为金中都街巷之残存者。
这一地的居民，与迅速发展的关厢地带，渐渐联合为繁盛之区。在客观上，已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发育。北京南郊的如此状况与北郊元代土城范围的冷清形成反照，故新修外城时，重南而轻北。修外城也是南郊民望，所以有三关厢居民宁愿自出财力之说。
金中都自元代旁弃之后，并未完全湮灭为平地，在整个元朝，仍遗有南城，居民不绝。直到明嘉靖外城修筑，金中都之余绪才终于结束。
北京南郊比较发达的居民区，因外城的修筑，而被整合为正规的城区，并割坊管理。外城修建后7年（1560），张爵著《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其中所列的南城（或曰新城，即新筑外城）诸坊为：正东坊、正西坊、正南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严整坊制的设立，是要“示天下肃也”，外城地带从此成为京师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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