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这样的阐述我们看到，现代科学建立时关注的核心问题与古代悲剧关注的那些问题十分接近。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想要变得自治，不接受诸神的扶助；他认为需要依托的德性根本算不上德性。埃阿斯希望世界完美地反映神的德性，渴望一个能够随心所欲的世界。像笛卡尔一样，埃阿斯“看”到了主宰自然与自治权之间的联系。要假定自己的自治权，埃阿斯就得假定关于自然的某些东西。在争夺阿基琉斯铠甲的投票中，埃阿斯败给奥德修斯，为了报复，他决定屠杀整个希腊军队。在雅典娜的干涉下，埃阿斯极端野蛮的行为才得到阻止。雅典娜用云霾遮蔽埃阿斯的视线，使他把希腊的羊群和牧人误认作军队。埃阿斯的行为并非卑劣不堪。埃阿斯自有个随心所欲的世界，既不承认偶然，也不受神干涉。败给奥德修斯，这在一个没有幸运一说的世界里不会被理解为不幸。在一个没有偶然的世界里，优秀者（作为朝向目的的手段）只能败给自己，也就是说，那时他们已不再优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埃阿斯》，关注不承认偶然的世界中的绝对道德，也展示没有偶然的世界当中的野蛮——一个人可以因同伴们不承认他的德性，将他们屠杀在睡梦里。悲剧的妙处在于，它表明道德需要偶然。因此，笛卡尔攻击偶然，等于攻击悲剧描绘的世界。
宣称自治是人类生活的目标，这并不新鲜。作为集体或个人生活目标，自足在古代哲学、悲剧（不仅仅是《埃阿斯》）、马基雅维里的新政治科学那里都占有一席之地，更不消说笛卡尔的新自然科学。卢梭渴望自然状态、渴望人的朴紊隋感经验，同样意在自治。显然，在康德那里，自治也是我们道德存在的核心。同时，自治掩藏在各种议题的背后，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国家的消亡”，以及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永恒复返”。
渴望自治，是“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的核心，然而，渴望自治本身并不自治。这一渴望本身可能更近似于对受制于人的痛恨。谋求自治的计划可能会遇到两方面的障碍。一方面，不能接受外在帮助，因为那意味着由他人作主（hereronomy）。另一方面，从内在谋求自治，等于已经是自治的。由此，尼采将这一问题视为“叫wie man wird was man ist”（即人怎样变成他现在的样子）。是（to be）一个神或许可能；变成（to become）一个神则会难一些。
变成高于自己的东西，必然意味着除自己之外谁也不靠。意志的障碍往往是某些现存的、既定的东西。当我们自己决定意志，我们既定的过去便明显具有决定作用。我们现在的样子，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过去的样子。既然我们不可能改变过去的样子，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掌控现在的样子。因此，自治受制于过去，亦受制于时间，而时间的本质就是流逝。即便你去扭转时间、抹煞时间，那也说明你对时间有所依赖。我们痛恨的东西在奴役我们。
对自治问题的这般理解颇合尼采的思想。尼采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每个人必须开始为自己的过去负责。变成“自转之轮”的唯一途径就是成为自己的父母。在尼采对意志的规划中，*困难的部分就在于“永恒复返”的意志。如果将要在任何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无数次，如果刚刚发生的事情还将重复无数次，那就混淆了过去与将来之间的区别。认为自己能够造就自己的将来，这意味着自己能够决定自己过去以及未来的复返。尼采的解决方案非常激进，正好反映出自治问题本身就很激进。尼采看到，人的自治*终需要永恒与暂时、存在与生成、上帝与人之间的和解。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但同时尼采承认，人的意志曾经无意识地制造了上帝之子和上帝，如今，人的意志可能像过去认识上帝那样认识自身。
这些情形可以以一种相当平常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出来。通常，父母会认为自己对子女的行为负有责任。然而，倘若这些父母当真要负责，他们并不可能具备完全担负责任的能力。因为，如果这些父母对子女负有责任，那么他们反过来又变成了上一辈父母的责任。这些父母的人性要求确保自己在两个家庭中的成员身份，一是他们出身的家庭，二是他们建立的家庭。青春期就是二者之间的动荡期，在这一时期，人能同时感受到被塑造与塑造之间的转变。被塑造意味着依赖，而塑造意味着自治。
古代悲剧的主题是尝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俄狄浦斯只有犯下*严重的弑父乱伦之罪，才得以瓦解自己所从属的两个家庭之间的区别。俄狄浦斯的出身与他一手建立的家庭纠扯在一起。于是，俄狄浦斯的问题同样是“永恒复返”意欲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还刺激我们去主宰、支配自然。人总想变成神，但任何想变成神的人都不是神，也无法成为神。人类生活本质就是自相矛盾的自治欲望。这一欲望注定受挫。
人渴望自治，这表现为一种欠缺感。渴望自治指向的与其说是我们想要的，倒不如说是我们不想要的。渴望自由，*初表现为渴望不受统治。那么，一旦受挫，渴望就会由愤怒取代。如果是意志让我们倍感挫败，那么我们的愤怒会转向他人，转向我们的敌人。这样，渴望自治就关系到正当的义愤、正义、乃至整个生活。在极端情形下这样的愤怒会转向神。如果是缺乏意志让我们感到挫败，我们的愤怒就会转向自然——很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自然。悲剧关心“意志让我们倍感挫败”的情形，现代科学关心“缺乏意志让我们感到挫败”的情形——这么说或许太过简单，不过也有几分道理。说它简单是因为，科学必然会关心神的问题，悲剧也必然会关心自然的问题。《谈谈方法》实际上反对基督教，然而它采取了基督教护教学的写作形式，不是因为它忘记了对基督教的敌意，而是由于笛卡尔认为，基督教关于人的堕落的说法能为我们理解人的自治问题提供一个恰当形式。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埃阿斯》_开场就是埃阿斯不承认神。在其他许多事情上，这意味着埃阿斯无法理解习俗与自然的差异。
《谈谈方法》和《埃阿斯》都关注自治问题，前者与新科学有关，后者与悲剧有关。但是柏拉图的《美诺》与此有什么关系？这里可以提供一些线索。例如，美诺非常“科学”地定义颜色之后，苏格拉底一方面对这一答案表示满意，一方面暗示道，这一答案颇具“悲剧性”。人们承认美诺很“漂亮”80c），但他显然有点“放肆”；柏拉图用美诺的存在提醒我们美和善的分裂。*后，神成了主题，原来的问题是“如何获得美德？”结果答案是：“要靠神赐。”柏拉图的对话不好概括。因此，我们也不能完全肯定《美诺》的中心议题就是自治问题，亦不能断言柏拉图早就明白古代悲剧与现代科学的内在联系。然而，我们看看《会饮》就会明白，柏拉图完全懂得这两个问题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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