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更长远的，还是那些新文学书。现在回想，那个小书柜里其实已经包括了中国新文学几大流派的精要。我在进初中之前就能时时亲近这些、熟悉这些，受到新的文艺空气的熏陶，是一大幸事。如果那些书确实是玮德大哥留在那里的，那就是他给我的无言之教，他是我要永远感谢的**个无言之师。我把那些书读来读去，没有任何人从旁指教，不知道怎么就喜欢上了鲁迅、周作人。别的书，包括少年儿童读物，顶多读两三遍，只有鲁迅、周作人的几本书 ——《彷徨》《朝花夕拾》《伪自由书》《自己的园地》《谈龙集》，不知反复阅读过多少遍。这几本书的封面、装帧、版式、纸张等，我无不熟而又熟，闭目如见；特别是那毛边装订，觉得非常好看，觉得这两位作家的书就该这样装订，似乎别的作家的书还够不上用这个规格。今天来看，他们两位的书，天晓得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读懂多少。可是当时，我在似懂非懂之中，偏偏就感受到一种魔力吸引，反而增加了非探求不可的兴趣。至今我以八十之年，回顾平生，舛误颇多，只有儿童时期一下子就选定的这两位作家，恰恰是中国新文学的并峙双峰，没有选错，当然至今还是远不敢说已经完全读懂。
1934 年我12 岁，进了桐城中学，读完了初中三年，这是我唯一完整读过的学校，后来在别的高中断断续续只读到高二。初中三年里，**个国文老师殷善夫先生，是县里著名的国文老师。他完全是旧派，只教文言文，写作文也只许用文言文。但是他选讲的文言文，也是当时一般中学常讲的，都是《开明活页文选》里面有的。开明书店发行“活页文选”这个办法实在好，我们领到的每一篇国文课文，都是白纸铅印，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而不是纸张粗糙、字迹模糊的油印品，这就增加了学习的兴趣。可是，我很对不起殷老师，我对他的课始终没有怎么用心学，大概凭着先前家塾里读写的经验，可以应付得过去就行，我看重的还是课外阅读。
这里我要深深感谢当时桐城中学的图书管理员章昂霄先生。每次课间休息时，我都飞快地跑上图书楼，章昂霄先生允许我进入书库，随意翻看，借出去也不限册数和日期，实际上我总是很快看完来换新的。桐城中学当时的藏书很可观，凡是20 世纪30 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二流的中国新文学作品和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后来遇到人说起的，我大概都在母校那个藏书楼上读过、见过。章昂霄先生的桐城东乡口音至今仿佛尚在耳边，实际上他的话不多，经常只是以亲切的鼓励的笑容，默默地欢迎我这个热心的读者，在职权范围内尽量给我以方便，而且显然赞同我的阅读方向和途径。如果他不是这样，或者是拘泥于通常规则的别人，课间休息10 分钟我又能看到什么？每次只能借一两本，又怎能满足我当时“生吞活剥”的阅读速度？如果说玮德大哥是**个用书来教育我的无言之师，章昂霄先生便是第二个用书来教育我的无言之师。可惜毕业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一直得不到章昂霄先生的任何消息；前几年才从桐城中学校史材料上看见，他是本校毕业，由本校送到某个图书管理专业学校深造的，才算是知道一点他的来历。更可惜 —— 不，该说痛心的是，听说在“文革”中，桐城中学的所有藏书都被作为“四旧”烧掉了，堆在大操场上，整整烧了三天。从我读书时到“文革”，又有三十多年，母校藏书当然又添了许多，其中包含章昂霄先生精心管理、我热心借读的，就这么不复存在于天地之间，没有一点痕迹了。每念及此，隐隐感到撕心裂肺之痛。
我1936 年升入三年级，国文老师换成了吴步尹先生。听说他是北京大学（不知确切不确切，反正肯定是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的，是新派。他讲授过哪些白话文，记不清了，只记得课外我爱去他的宿舍，每天从家里一到校，**处就要去他的宿舍谈一阵。他的宿舍正在图书楼下面。我*爱听他谈鲁迅、周作人。他说，他到过周作人家，书室内如何如何充满文化趣味，令我神往。1936 年10 月，大约21 日或者22 日，我一早到学校，照例到吴老师宿舍去。他不像平日一样微笑相迎，而是阴沉着脸，一语不发。我有些惶惑，他默默地向桌上的《皖报》一指。我赶紧看去，赫然一条新闻的标题 ——“ 文豪鲁迅，在沪逝世”，这使我震惊。接着吴老师讲了鲁迅不可代替的伟大意义，话不多，而他那沉痛的一指，永远留在我心目中，指引我终生的方向，其中包括我在语文学习上的方向。
现在如果说我的作文还算通顺，完全是读鲁迅、周作人的书得到的教益。我在母校桐城中学学到的东西，包括学习语文的*主要经验，恐怕也就可以用“图书楼上的群书，图书楼下的一指”来概括了。

我们的语文课 作者简介

王丽 浙江省乐清市人，曾任中学和师范学校语文教师。1997年11月在《北京文学》发表《中学语文教育手记》，引发了有关中国语文教育的社会大讨论。现为北师大版新课标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副主编、北京21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员。著有《人间*美丽的》《追寻失落的中国教育传统》，主编有《中国语文教育忧思录》《新讲台：学者教授讲析新中学语文名篇》《台湾“高考”语文考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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