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以为你父母在佛罗里达。”
“是这样。”
“你母亲是爱尔兰人。”
“是的。现在我得去给帕里赛找一个意大利妈来，让他推着上哥伦布大道去。”
哈里又笑了起来，然后回到自己电脑前。
哈里·穆勒，就像工作组里大多数纽约警察局中东处的人一样，是搞个人监视的，以政治正确的说法，就是对穆斯林的监视，而我的工作基本上是找人收集信息和招募线人。
我的线人中多半都是一些谎话连篇的家伙，不是想拿钱，就是想要混个身份的狗屁艺术家，或者是想通过这个组织严密的机构把某人恶搞一把。偶尔，我也会得到真实的情报，但通常我也得让FBI使用这个线人。
这个反恐工作组的主要成员由FBI侦探和纽约警察局的侦探组成，再加上退休的纽约警察局侦探，比如我。此外，我们还有从其他联邦机构，如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派来的特工，再加上州警和郊县警察、港务局警察，等等，人多得我都记不住名字了。
还包括一些鬼影似的来去无踪的家伙，其实那些人并非真正属于这个部门，他们一露面，就被称作CIA。
我查了一下自己的电邮信箱，有三封邮件，**封是我的上司汤姆·沃尔什发来的，他是这里的特工头儿，我以前的上司杰克·柯埃尼格在世贸大厦牺牲以后，他来接了ATTF的盘子。他的信上写道：机密——注意——在对伊拉克急剧增长的敌意中，我们要对生活在圆椎内的伊拉克人予以特别关注。
“圆椎”意为“美国本土”，“敌意”指“战争”。其余是说“找到那个跟威胁要对抗美国的恐怖分子有联系的伊拉克人。这样，在他们从操蛋的巴格达扔来炸弹之前，我们能让华盛顿的人日子好过些。”
信上还说：“首要的威胁和重点仍是UBL以及UBL／SH的*新联系。下周作简要汇报——TBA。沃尔什，SAC。”
对外行来说，“UBL”表示“奥萨马·本·拉登”是难以理解的，这个名字的缩写本该是“OBL”，但很久以前，有人把他的名字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的“Usama”，那也没错。大部分媒体把“奥萨马”视为一个卑劣的名字，而情报机构一向称他为“UBL”。这该死的垃圾。
第二封邮件是我的副头儿发来的，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文斯·帕里赛，他是纽约警察局派到ATTF来监督那些时不时跟FBI的朋友们闹别扭的警员。其中也包括我。帕里赛上尉的前任是戴维·斯坦恩上尉，后者也和杰克·柯埃尼格一样牺牲了——确切地说是被杀了——一年零一个月前的今天，在世贸大厦里。
戴维·斯坦恩是一个好人，我每天都会想起他。杰克·柯埃尼格，虽说毛病很多，和我们的问题一样多，但不失为一个专业人才，一个严格但不失公正的上司，一个爱国者。他的尸体一直都没找到，戴维的也没找到。
还有一个叫泰德·纳什的CIA官员，也像另外那两千多个死者一样没能找到尸体，那是一个天生爱找人作对的刺儿头。
我真希望自己能对这家伙心存善念，可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见他娘的鬼吧。”
这家伙经常会死里逃生——他以前不止一次有过这种经历，只要没有确凿无疑的尸体验证，我就不能开香槟。
当然，帕里赛的信是发给纽约警察局和反恐工作组所有成员的：你们要提高对伊拉克人监视的级别，去找那些以前曾对我们提供过帮助的伊拉克人，把那些名单上受控的伊拉克人带来讯问。你们要特别注意与其他伊斯兰国家，比如沙特阿拉伯、阿富汗、黎巴嫩等国家的人有联系的伊拉克人。对清真寺的布控要升级。下周简要汇报。帕里赛上尉，纽约警察局。
我觉得从这里面看出了某种模式。
很难相信，就在不久前，我们还提到每天的工作日程中要尽量把备忘录做得更仔细些，不管怎样言辞中不能流露出我们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者惊慌失措的情绪。事情变得真快。
第三封邮件是我妻子凯蒂·梅弗尔德发来的，透过第二十六层NYPD／FBI的大隔间我能看见她的办公桌。我妻子是一个漂亮女人，就算她不漂亮我也仍然爱她。但老实说，如果她不漂亮的话，我也不会注意到她了，所以，这么说完全是废话。
她在信上写道：我们早点儿开溜，回家去，做爱。你穿着内衣看电视的时候，我给你做墨西哥食品和热狗吃，还要让你喝上几口。
其实，不是这样，她是这么写的：我们一起到北叉去，过一个有红酒陪伴的浪漫周末。我去定B&B旅馆。爱你，凯蒂。
我倒是想，干吗非要喝红酒？所有的红酒喝起来都是一个味儿。再说，“床加早餐”整个就是一忸怩作态的地儿，那种十九世纪的小破卧室，叽叽嘎嘎的床。你得和其他客人一道吃早餐，都是那帮西部来的傻货，扯一些《纽约时报》“艺术和休闲”版上看来的玩意儿。我一听到“艺术”两字就想掏枪。
我回复她：不错嘛。谢谢想着这事儿。爱你，约翰。
就像许多男人一样，我宁愿面对抵着我的枪口，也不愿意面对恼火的老婆。
凯蒂·梅弗尔德是FBI探员，律师，也是我这一个团队里的人，我们这儿既有纽约警察局的人，也有FBI探员。必要时，我们还经常从其他一些机构，比如ICE或是CIA里面抽调一两个人过来。我们*后一个合作过的CIA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泰德·纳什，我高度怀疑那家伙曾泡过我现在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这不是我不喜欢他的原因——这是我恨他的原因。我不喜欢他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
我注意到哈里·穆勒清理过他的办公桌了，把那些敏感材料都锁了起来，以防被清洁工——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一样——拷贝或是传真出去。我对他说：“离下班还有二十分钟。”
他抬起头来看看我说：“我得去找些高科技玩意儿。”
“干吗？”
“我告诉过你了。我正在监控北面的事儿。那个卡斯特山俱乐部。”
“我还以为你是受邀的客人。”
“不，我得溜进去。”
“你怎么进去？”
“我不知道。这得问吗？我有一辆露营车，一双靴子，还有一顶带护耳的帽子。这就蛮像样了。”
“不错。”哈里·穆勒，就像我说的，和我一样，是前纽约警察局的退休警官，在里面干了二十年，后十年在情报部门干，现在受雇于联邦政府监控机构，就是我们称作FBI的，干些动脑筋的活儿。
我问他：“嗨!你和那帮右翼家伙扯什么？你不是跟我们一块干活儿吗？”“我们一块”意指中东处，这些日子中东处的事儿占了整个ATTF百分之九十的工作量。
哈里回答：“我不知道。这还得问吗？我只不过拍几张照片，又不和他们一起上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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