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热炕

但是从那次以后，不知为什么三驴慢慢对我好了起来，主动跟我说话，有大大小小的活动，也总让我跟他一组照顾我，我心里有点儿不大情愿，因为他总是跟女生一组，那时我们没有现在的少男少女们打成一片像叠罗汉样的好光景，从来不跟女生说话，站队都不跟女生一起站，男生十几人排一长排，女生五六个排一排，有时老师强迫某个同学站在女生旁边，这个同学便会数日之内不能抬头，像犯了强奸罪似的。因此我跟三驴一组时，便觉得压力很大，可是他竟然能跟那些女娃子们嘻嘻哈哈说个不停，让我想不通得很。

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我们就在教室里用土坯围个火坑，烧上硬柴烤火。有一种柴是沙棘树（当地人称酸刺），材质*差但又是砍来*多的，烧着时必须不断地用嘴吹风才行，否则就不起火只冒浓烟，教室里就像是放了烟雾弹，师生一起呛得掉着眼泪咳成一片。上课时脚冻得跟狗啃似的，就不由得在地上或者凳子上磕，有的老师就骂不让磕，但有位姓杨的数学老师我至今都感念难忘，他上课十分钟左右，就停下来喊“娃娃们跺脚”，于是几十只脚就跺得地上尘土飞扬，老师也把讲桌踢得咚咚作响。我本来觉得老师个个都是神不怕冻，那时才发现老师的脚也是肉长的。

骆家沟近处无柴，我们要么从对面的山后十里远的地方去砍柴，要么从东面沿着公路去森林里砍柴。学校规定每个学生每天必须砍一百斤，这对瘦弱力小的我来说是极其困难的。我们一天砍两趟，我一般上午的一趟背五十多斤，把全身旮旯角儿的劲都用尽了，到了下午没劲儿了，就背四十多斤，勉强能凑够百斤。



但大多数情况下，三驴就会在他的柴背子上替我多加一两根粗柴大柴，大概就会有七八斤。遇到陡坡或者悬崖危险路段，他就先把自己的柴捆背上去，然后再下来把我的拎上去，有的高坎儿下他就连柴带我一起拎上去。

因为常常挨饿，爷爷怕我饿死，就让我自己做饭吃，可是我既不会擀面，又不会切洋芋，甚至连面条是否煮熟了都认不得。于是母亲就给我擀了面，切成韭菜叶宽的面条晾干了，装在笼里让我背着，再拿点洋芋、柴火与盐巴之类，她说你自己多煮一会儿，等面条漂到水面起来就熟了。谁知那面条干了就硬得像皮带，一煮就烂，往锅底下溜，哪里能漂起来，我又怕没熟，所以煮半天之后，就成了一锅面片汤。更惨的是，虽然报纸上说祖国山河一片红，社会主义一年比一年好，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一派大好。但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生活却是一年不如一年，后来甚至连面片汤也没了，只能剁几块麻辣洋芋，把粗得像谷糠似的玉米面掺水搅在碗里，再撒上点碱面，用勺子挖成一块一块地放在水里煮了吃，每次咽下这些硬疙瘩时，我都能听到划得嗓子眼儿里哧哧啦啦的响声，我唱歌不好，我想多半就是这个原因。

三驴的家境在当时是极好的，他大哥据说在兰州的工厂里干很大的营生，二哥当兵去了，家里是军属有全劳力的工分优待，他的父亲又是壮劳力，所以每年的工分多得很，分的粮食自然就多些，再加上自留地里产的粮食，吃穿都不缺。三驴时不时地领我到他家去吃饭，我刚开始实在不好意思，觉得白吃不符合社会主义劳动精神。他知道我的心思，就经常在傍晚放学后，领着我到他家的自留地里去拔拔草，松松土，顺便挖几棵野菜，或者掰一颗菜瓜，掐两根大葱。当夕阳西下时，我们俩就在长长的影子里，晃晃悠悠地扛着铁锹拎着铲子唱着花儿回家。

三驴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有时半天也不说一句话，但却是一位勤快能干的种地高手，又是生产队的队长，他家地里的庄稼也是全村*好的。那个年代很有意思：你走在山路上，如果看到路两旁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的，肯定是生产队的；看到长势茁壮喜人的，肯定是农民自留地的。

三驴饭做得很好，他在灶台上擀面或者干其他的，我在灶膛口给他添柴烧火，他跟我三言两语地拉家常，实际是他说我听，他已经是成人了，总是说些成人的事儿，比如谁家寡妇偷了汉子之类，我还是个毛头童子，听不大懂的。到了晚上，我也常到他家去睡，但我有一样极丢人而胆怕的事情——尿炕。我经常梦见尿憋得满山遍野到处跑找茅坑，但处处人山人海无法尿，醒来就发现尿炕了。这个毛病到上高中时还有，高中时我也住在一个舅婆家里，我早上走了学校，舅婆就将我的破褥子挂在院子正中的大太阳底下晒，老太太一边用棍子敲打着一边用全县城人都能听见的声音喊：“又尿了！又尿了！这娃什么时候才不尿啊！”我有时听到了，就想杀人或者自杀！

因为有此恶习，所以我一边极想去三驴家睡，一边又极怕失尿，因为他家富得很，晚上睡觉铺着白的像纸一样的羊毛毡，那毡上一旦尿了，就会像画了意大利地图一样，怎么洗都永不消褪。可是我越怕就越尿，好在他什么也没说过，我也就权当什么也没发生过。



（选自《寒夜热炕和暴雪中的手》）





天啦！——我考上了大学

时光过得飞快，三年转瞬就要过去，随着高考的来临，毕业生们都紧张起来，那时考前还有一次预选考试，预选通过了才能参加正式的高考。预选考试结束后，我感觉有些不妙，在家待了几天，心神不定就想到县城探探风声，我腰里系了一根绳子，想如果预选不上我就先把箱子半夜背回家来，以免白天丢人现眼。

傍晚时分，我到离县城近处的坝儿上，看到老远迎面走来了李满存，他已经毕业两年，每次都预选不上，我看到他的动作像是抹泪，我俩本来就不熟，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我没敢问他，他也假装没看见我，我的心就悬了起来咚咚直跳，到了学校不敢进校门，*后硬着头皮去问老师，才知道我们班很惨，预选仅通过了边疆、李鹏翔和我三个人而已。

预选成功，心中妥帖了许多，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为了抓紧时间复习，我在学校灶上交了面粉打饭吃，每天早上可以吃到两个热腾腾的白面馍馍，中午可以吃到一碗土豆酱的炸酱面，香得不得了。其他预选上的都是留级生或者补习生，我们三个显得势孤力单，自惭形秽，我和边疆在北渠上的杨树荫里背书，累了就躺在树荫下骂高考骂老师骂对方骂自己，以此来发泄抑郁的心情和背负的压力。那一个月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复习也几乎没什么效果，我们就像腊月里的猪——昏活着，等被宰时刻的到来！

好不容易到了“黑色七月”，六门课考了三天，我只记得头场考语文，*后一场考英语，其他的次序已经忘记了。恢复高考当初，英语是不考的，后来成参考分，再后来从10% 计入总分算起，逐年增多，恰好到1983 年我考试的时候，100% 计入总分，让我痛恨真是生错了时间，要么早点要么晚点，为什么偏偏是我考的这一年要全部计入总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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