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认为巴尔扎克作品的特色就是暴露黑暗、展示丑恶，那就大大的误会了。事实上，《人间喜剧》的九十余部小说中，很难找出纯暴露性的作品。巴尔扎克作品的*大特色其实是研究、分析，不仅“哲理研究”如此，“风俗研究”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把他所描写的事例当作孤立的个案，而是将这些几近耸人听闻的事件与社会上某些普遍存在的现象相比照，以唤起人们的思索或自省。他曾明确表示：“一个见信于人的作家，如果能引起读者思考问题，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致(星期报)编辑依波利特·卡斯蒂耶书》)例如《高老头》中，作者并没有把高老头的两个不孝的女儿描写成天下绝无仅有的恶妇，反倒指出她们为了情人、为了虚荣搜刮父亲，与刚开始学步的拉斯蒂涅搜刮母亲和妹妹，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长寿药水》(1830)中唐璜的弑父行为似乎骇人听闻，但作者提醒人们，社会上围绕遗产问题搬演的种种闹剧、丑剧、悲喜剧，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唐璜的行为相类似。我们不妨留意一下《长寿药水》篇头的《致读者》：
……当您读到唐璜漂亮的弑父行为时，请您猜测一下，那些在十九世纪领取终身年金，相信只会得感冒的正派人，或者那些租房子给一个老太婆度过晚年的人，他们在类似的场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他们会让有年金收入的人复活吗？我希望公正无私的良心裁判者观察一下，在唐璜和那些让孩子攀一门大有指望的婚姻的家长之间，在多大程度上相类似？……你们难道没有看到，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人在法律、风俗和习惯的影响下时刻想着亲人的死，盼着亲人的死吗？……他们一边说“晚安，父亲”，一边在蓄意谋杀。他们时刻盯着亲人那双眼睛，盼望这双眼睛闭上，……天知道人们的头脑里犯下了多少弑父之罪！
于是巴尔扎克意味深长地指出：“整个欧洲文明建立在继承权上，犹如建立在一个支轴上，要取消继承权是疯狂的举动；在构成我们时代骄傲的这部机器中，有谁能改善这个主要的齿轮呢？”
我们再看一看中篇小说《禁治产》(1836)。如果作家在这里仅仅描写埃斯巴侯爵夫人诬告丈夫的丑行，读者至多感叹道：“天下竟有这样可恶的妻子！”可是作家同时写出她的控告受到司法当局的支持，乃至社会的认可，倒是埃斯巴侯爵的高尚行为被世人视为疯子的行径，这就比较值得深思了。进而作者又点出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大贵族的产业，没有多少是清清白白靠自己挣来的。法国历史上靠没收新教徒的财产致富的贵族何止埃斯巴一家？正如包比诺法官所说，“一个人持有没收得来的产业，……倘若过了一百五十年仍应当归还原主，那么法国就很少合法的业主了。雅克·科尔①的产业使二十几家贵族发了财。英国在占领一部分法国土地的时期滥行没收的产业，也增加了好几个诸侯的财富……”所以，埃斯巴侯爵夫人即使在上流社会不那么走红，司法当局也不会不支持她的控告。司法只保护既得利益，并不过问财产的来源，倘若人人都像埃斯巴侯爵那样翻起老帐来，上层社会还有安宁日子过吗？即使在一般市民眼中，侯爵的行为也是不可理喻的，把白花花的银子往外扔，这本身就是违情悖理的事。当然，作者并没有把社会写得一团漆黑，生活中还有包比诺这样聪明而廉洁的法官，他能识破侯爵夫人的诡计，还埃斯巴侯爵以公道。可惜这种人不可能当权得势，只会因其“不识时务”受到排斥打击，被勒令在有关案件中“回避”。
同样，如果《红房子旅馆》(1831)单单描写一个富翁罪恶的发家史，这作品的深度便很有限；可是巴尔扎克别出心裁，让小说的主人公组织了一个“良心法庭”，讨论他是否应当娶这位富翁的女儿——他的心上人——为妻，是否应该接受他岳父沾满血污的遗产。到场者都是社会各界(包括政界、法学界、宗教界、外交界等)人士中“*正直、*有廉耻心和荣誉感”的人。这场精彩的讨论固然是作者的虚构，却画龙点睛地使一个谋财害命的平庸题材上升到哲学、社会学的高度，深刻地揭示出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血腥罪行和整个社会对罪恶的宽容。人们同样只承认现状，而不愿追究历史。一个人只要有钱，便受到尊重，享有荣誉，哪怕过去是杀人犯，照样毫无愧色地佩戴各种勋章，谁也不会过问他*初的财产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所有的上层人士都明白，如果要盘根究底追问他们财产的来源，他们都将无地自容。讨论到*后，一位*明智的清教徒做了结论：“傻瓜！你干吗要问他是不是博韦人？”换句话说，你不去证实他是杀人犯，不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吗？
巴尔扎克是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但这绝不意味他的写作方法就是一丝不苟地摹写现实。相反，他的作品充满大胆的想象，奇特的构思。为了深入地揭示现实的真相、透彻地剖析事物的本质，他敢于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艺术形式。他让当代两三千个人物活跃在《人间喜剧》的舞台上，同时也不排斥在某些场景中让幽灵出现，鬼神托梦，撒旦施展威力。特别是“哲理研究”类的作品，颇有一些带有神秘、荒诞和超现实的成分。以本书所选的三篇作品(除《禁治产》外，其他均属“哲理研究”)为例，其中有些就带有浓厚的传奇和魔幻色彩。然而这些非现实主义的手法非但不曾削弱作品的真实感，反倒使现实矛盾表现得更鲜明、更强烈、更激动人心。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中的梅莫特是个传奇人物①，巴尔扎克借用这一形象来表现人欲横流的社会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矛盾，产生了格外强烈的效果。梅莫特及其接替者卡斯塔涅出于物质的欲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而他们一旦享有了无限的权力和财富，便意识到了人世的空虚。享尽欢乐等于毫无欢乐；占有一切，则一切都失去了意义；饮食过度使味觉麻木；美女唾手可得倒使人兴味索然。物质的满足和精神的空虚在他们身上形成了深刻而痛苦的冲突，以致他们宁愿放弃既得的物质利益，换取进入天国的权利。梅莫特显然不代表现实人物，而只是一种精神现象的化身。人类的天性总是向往未知的和未占有的领域，因而全知全能带来的空虚感使他焦躁不安。他无所不知，却追求未知；他无所不能，却又饥又渴；他蔑视自己拥有的一切，惟独渴望已经失去的爱和信仰，只求在天国安息他的灵魂。梅莫特的忏悔在现代社会也许谈不上有多少真实性，但梅莫特充满矛盾的精神状态，这种乐极生悲的痛苦之感，却是真实的。同样，卡斯塔涅和梅莫特之间的灵魂交易固然貌似荒诞，但这个人物和他的犯罪，却是金钱社会的必然产物，非常真实，且极为典型。社会对待“德行”和“恶行”是那么不公正，不能不诱使无数个卡斯塔涅铤而走险。一个正直的出纳员一生清白所能得到的奖赏，至多不过是“一百路易的养老金，三层楼的房间，尽够吃的面包，几条新围巾……”；而“恶行”只要大胆而巧妙地玩弄法律条文，社会就“使它偷来的几百万家当合法化，给它戴上缓带，堆满荣誉，百般尊崇”。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巴尔扎克为他的忏悔者安排的赎罪办法，也是富有时代特征的，既然在这个社会里一切都可以买卖——“政府、思想、信仰全用货币标价，……连上帝借款也用超度灵魂的收入做担保，因为教皇在那里开了长期户头……”那么人们出卖灵魂去攫取权力和财富，尔后又用权力和财富去赎回灵魂，当然是行得通的了。只不过几经转手以后，灵魂的价格越来越低，*后几乎分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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