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多年来，军备一直都具有“生产性”，而且一直都被当做政策工具。现在军备只具有“破坏性”——即使不会造成经济瘫痪，至少也是经济累赘，是一个靠不住的政策工具。*令人意外也是*重要的改变是：军备已经不再具有军事上的威力。
这些是本书**部分所要讨论的主要事实。
一、1873～1973年欧洲的政治流变
人类上一次跨过历史分水岭，是在1873年。就经济冲击而言，当年维也纳股票市场的崩盘算不了什么，它只在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股市引起了短暂的恐慌，一年半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已经完全复苏。
然而，这次股市崩盘在政治上却代表着自由主义时代的终结。100年来以自由放任为主要政治信仰的时代终于宣告结束。这个自由主义的世纪始于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1776年。就在1873年以后的10年内，以“进步”和“启蒙”为名、横扫整个西方世界的所有自由主义政党，都已经式微了。这些政党从此一蹶不振。
在欧洲，这些政党不久后都分裂成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反犹太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两种新政党同样都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反犹太政党的诉求对象是那些传统的反资本主义分子、农民和小商人，而不是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工人。但是，反犹太政党跟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样，排斥自由放任思想和资产阶级伦理。而且，跟马克思主义一样，反犹太主义一开始就被视为政治整合的主导力量，是一个可以征服政治权力的主义。事实上，**个实行社会主义政策，把天然气公司、电力公司和电车公司收归公有的政治人物，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反犹太的社会主义者——1897年当选为维也纳市长的卡尔·鲁伊格（Kar1 1ue—
ger）。
一开始（即19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反犹太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说是在互相争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继承权。在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以前，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1et）和舍内雷尔（George Von Schoenerer）是奥地利自由主义阵营的明日之星，两人是亲密的盟友，私交也好。可是还不到5年，这两位亲密的朋友已经反目成仇。阿德勒成为欧洲大陆*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而舍内雷尔则创立了**个反犹太政党。60年后，
希特勒在德国实施的反犹太政策，就是他在**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服兵役时，从舍内雷尔那里学到的政治教条。
在1873年以前，马克思还只是个籍籍无名的“异数”，靠当新闻记者勉强糊口。可是5年后，马克思就成了一位信徒遍布欧洲甚至美国的大师。1873年后的20年内，马克思社会主义政党已经成了欧洲大陆各主要国家的*大政党，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和俄国（虽然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受到镇压）。
维也纳股市崩盘10年后，在1883年到1888年之间，德国首相俾斯麦设立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和全民养老保险制度，开启了“福利国家”（由政府提供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的时代。同一时期，英国和奥地利也通过工厂检验制度、保健和安全法规，以及对工厂雇用童工与女工的限制，开始约束雇主的权力。就连一向远离欧洲政治潮流的美国，也在19世纪80年代抛弃了毫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在这段期间，美国通过了一连串旨在管制市场力量的法案和举措：颁布格吉兰法律、建立管制铁路经营的州际商务委员会、实行反托拉斯法和**批管制证券业的州立法。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反企业”的政治运动也开始在美国出现，这个运动以民粹主义为诉求，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农产品价格、工时和工资。在1900年前后，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首府林肯市，成为把电力公司、天然气公司和电车“社会化”的第二个都市——与维也纳的国有化政策只相距几年。
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反犹太主义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势力。1894年，法国的屈里弗斯上尉（A1fred Dreyfus）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被判刑，引发反犹太主义的风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亲纳粹的法国维希政府就是这场风暴的直接产物。另外，德国皇室的宫廷教师阿道夫·施特克尔（Ado1f Stoecker）也于1895年在柏林创立了一个反犹太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动员德国的“反资本主义分子”。两年以后，奥地利**次选举反犹太主义分子出任维也纳市长。
屈里弗斯事件让极权主义更加高涨。在屈里弗斯被诬告为德国间谍之后不到两年，法国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而且大家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间谍。可是，要求法国政府为屈里弗斯平反的请求，只得到如下的答复：“谁在乎屈里弗斯是不是无辜的，真正重要的是军队的利益。”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精神：团结、党、国家、雅利安民族是绝对的。这种军队的利益便是“真理”的论调，以及这种论调背后的思想基础，使法国民意对屈里弗斯极为不利。虽然10年之后屈里弗斯重获清白，可是后来的极权政权——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的政权——都是建立在这种论调基础之上。
1873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崩盘后的100年内，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和对社会的引导成为“进步”思想。在这段期间，政治辩论主题不再讨论是否建立福利国家，而是讨论在“福利国家”中，政府本身和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的控制，是应该受到法律和民主的规范，还是放任政府权力无限膨胀。
二、1973年的分水岭
就经济意义而言，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让美元汇率浮动的决定，都算不上大事件。事实上，如果只看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和国际贸易等统计资料，这两个事件除了引起短期并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的波动以外，对经济并无太大冲击。同样的，如果我们只看制度的运作方式，那么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学生运动——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发生的一连串波涛汹涌、惊天动地的事件——也算不上大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根本没有改变政府、大学和社会制度的运作方式。
可是，从1968年到1973年这段期间，却是一个可以和1873年相提并论的历史分水岭。如果说1873年为自由主义时代匦下休止符，我们可以说1973年代表着“政府是进步力量”时代的终结。一个由19世纪7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政治思想和政策——包括自由民主或社会民主、马克思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所提倡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所主宰的年代在1973年结束了，就跟放任的自由主义在1873年以后的情形一样，这些政治思想正快速地丧失其影响力。
政治口号往往比政治现实更有生命力，那些代表19世纪50年代艾伯特亲王（Prince A1bert）——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那一代自由主义人士和穆勒·约翰·斯图亚特（John Stuart Mi11）等人政治信仰的口号，与那些在1848年代表欧洲革命分子的政治口号，今天虽然有些变动，可是对于新保守派来说仍然朗朗上口。同样的道理，“福利国家的世纪”这个政治口号也会继续伴随我们很久。可是，就如自由主义分子在1900年时已经不再具有政治影响力一样——虽然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仍然活跃并且受尊敬，今天福利国家所代表的政治思想，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已经不再具有太大影响力或合乎事实，甚至在经济上也是如此。这些口号仍然可以充当一股牵制力量，但是它们已经不可能再为行动提供指引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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