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教育出版社成知辛先生，非常关注语文课程改革，而且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孙绍振先生主编的初中语文教材，顺利通过教育部的立项和审查，他几乎全程参与其中。《中华读书报》的文章发表后，他就以一位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新课改亲历者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工具性与人文性是语文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新课程实施以来，广大语文教师感到最为困惑与迷惘的关键所在。语文教育有必要正本清源，返朴归真，重树“工具论”的大旗。经与该社领导认真研究后，成先生与我联系，希望我能写这么一本书，详细讨论一下语文教育的工具性问题。
说实在话，接到知辛先生的电话，开始我是很费踌躇的，或者说顾虑重重、患得患失。原因有二：一是作为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学科的基本特点”已写进《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随着新课程的逐步实施，以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和“双基”教学为代表的“工具论”被认为是所谓“知识教育”、“技能教育”，而受到口诛笔伐，“人文论”逐渐成为当时中小学语文教育的主流思想。二是“人文论”的倡导者，既有不少知名作家、学术权威（主要是文学界的），也有不少语文教育界的新锐。在“人文论”兴起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争论。当时，语文教育界不少有识之士，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暂不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重提“工具论”，显然既是对学术权威与课程标准的大不敬，也有“逆潮流而动”，“走回头路”的学术风险。
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最终我还是答应写这本书，原因也有二：第一，我认为，所谓“宽容”可以暂时止息一时的理论之争，但并不能解决广大一线语文教师遇到的实际教学问题。前辈们“暂不争论”的告诫也不意味着永远就此搁置。因为学术总要发展，语文教育也要前进。任何理论都是来源于实践，同时也都需要接受实践检验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新课程实施已近十年，在语文新课程日益深入、稳步推进的情况下，确有必要重新审视“人文论”，进一步讨论语文教育的目的任务，即语文工具论问题。第二，这一课题产生于语文新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是语文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不容回避、也无法回避的问题。相对于火热生动、丰富多彩的语文课堂，语文教育的理论研究总显得苍白无力。作为一个语文教育工作者，应该具有实事求是、直面教育实践的学术勇气，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参与这样一种平心静气的讨论，为语文教育教学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于是，很快就拟出了全书的结构提纲，并与友人讨论，开始查阅资料，撰写初稿。
一旦进入真正的写作状态，我才深深地感到这是一块“硬骨头”。虽然最初只是一个“工具论”的问题，但因为它涉及语文教育的性质，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等问题，牵涉到语文课程的方方面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而这些历来都是语文教育界的“老大难”问题，也有人称之为“世纪性难题”。而我自己只是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研究编写工作的编辑，理论素养的欠缺，教学经验的匮乏，尤其是对新课程实施以来的语文课堂教学，更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这就使得在写作中，不得不暂时停下来“补课”。有写作经历的人都知道，写作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冷静与清静的环境，才能集中思考问题。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这些我却并不具备。就客观原因来说，日常工作确实不少，教材编写、宣传推广、全国中语会、“国培计划”、科研课题，以及参与国家教育考试的相关工作，等等，每天疲于奔命，穷于应付，有时颇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尴尬与无奈；就主观因素来说，年届知天命，理应从容淡定，又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疲惫不堪呢？有时不免像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那样，“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所以，写作经常浅尝辄止，思路总是时断时续。知辛先生一次又一次催促，我只好报之以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塞责，有时甚至后悔接受了这一任务。就这样写写停停，一拖竟拖了八年。
如今，新课程已经走过十多年的路程，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对新课程的认识和理解已由当初的学习、领会与接受阶段，逐渐过渡到冷静思考与深入反思阶段。新课程的一些先进理念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正在发挥着对中国基础教育的积极推动作用。同时，我们也看到，新课程的种种弊端也已经在课改实践中充分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旧话重提，对“工具论”与“人文论”进行深入探讨，也具有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意义。
人生有很多机缘。2013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中国教育科学》，其中有“学科教育研究”，要求展示本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承该会理事长、主编郭戈研究员雅意，约我为这一栏目开篇，而且是命题作文：“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三十年”。正是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我不得不对近年来自己有关语文教育的一些思考进行总结梳理，这才又想起这个久未了结的心愿。于是，我便乘元旦、春节假期的空闲时间，把自己近几年关于语文教育的思考和研究成果加以选编，汇编成这部《顾之川语文教育论》，算是偿还知辛先生及福建教育出版社这笔已欠八年之久的文债。这也说明一个道理，人有时还真的是需要一点儿压力的，所谓人无压力轻飘飘，有压力才有动力，有动力方有活力。诚哉斯言！
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语文教育论，包括“语文综论”、“语文新课程”、“语文教学”和“考试评价”；下卷为语文教材论，包括“语文教材综论”和“教材研究”，大致可以反映这些年来我对语文教育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一些思考，也可以说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比如，对工具性与人文性这个新课改以来人们认识最为混乱、广大语文教师也最感到困惑的问题，试图作出学理层面的回答（《关于语文工具论的思考》）；鉴往有助于知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为什么语文教育至今仍广受诟病，其中又有哪些经验教训，以人的启示是什么，书中也作了一番梳理，并并试图为以后的改革提供若干借鉴（《中小学语文教育研究三十年》），如何评价世纪之交那场关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如何认识近些年来日趋火热的经典教育，如何看待文学教育，等等，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思考；对我国语文新课程实施以来的状况究竟怎样评价，高中语文课程内容的分量与难度，选修课教学的实施策略与方法，个性化教学、大语文教育的理据与意义，以及阅读教学、写作教学、口语交际教学、识字写字教学、语文教师等等话题，也都本着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态度予以重新审视与检讨，是其是而非其非（“语文新课程”“语文教学”）。从1997年开始，我受所在单位的委派，参与教育部考试中心的相关工作，对与中学语文教学密切相关的语文高考改革进程，如分省自主命题、新课程考试大纲的出台、作文中每一个错别字扣1分的规定，以及语文高考考什么、怎么考等诸问题，也有一些认识与了解，特别是对新课改以后的课标卷更有着较深入的感受与思考（见“考试评价”）。我的本职工作是中学语文教材研究与编写，同时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十多年，在学习研究老一辈教育家，如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刘国正等前辈的语文教育思想过程中，在与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同仁的合作交流中，也时常会有自己的点滴心得体会（见“语文教材综论”）；作为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执行主编，是我在人教社工作20年来倾注心力最大、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项工作，特别是通过与北京大学袁行霈、温儒敏二位主编，以及陆俭明、何九盈、曹文轩等专家教授的合作中收获良多。目前这套教材已为全国多数地区所使用，受到全国语文教育界同行的认可，理应好好加以总结提炼，加上我的朋友、山西师范大学《语文教学通讯（高中版）》主编徐永平先生约请，曾为我专门开过一个“主编解读”的专栏，使我得以全面思考梳理这套教材的编写工作，也为以后的语文教材编写积累了一些经验，提供了若干值得借鉴的东西（“教材研究”）。书中所收的文章大部分都已经发表过，或在各种不同场合的讲座上讲过，这次编定时又在原有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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