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锤。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00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而且，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蹿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几天之前，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也就是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霎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刻受印度□□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在考古专业水准上堪称世界□□，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了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
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王圆箓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终于还是塞给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篆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篆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的人的□□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
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至沓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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