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剧场（即现在的首都剧场）施工前的一切工作都做好了的时候，文化部周扬副部长忽然把我找去，通知说：“这个剧场建好后应演出各种剧种和文艺节目，并由各个文艺团体共用。”我提出：“原先这个剧场是总理批给北京人艺的。”但他说：“可是它的建筑费用是南文化部的文化经费中拨的款。”我问此事是否已经决定？他明确地回答：“是的，已经决定了。”
这件事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将其告诉了曹禺、焦菊隐等几位领导，他们也感到很遗憾，但事已至此，又有什么办法？
首都剧场建成了，我们却仍然在那个旧电影院演出。有一次，总理在看戏的时候问到这件事，我们就趁机将经过情形如实向他作了汇报，接着又给他写了书面报告，请求将首都剧场拨归北京人艺管理和使用。总理在批示中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这个现代化的剧场才成为北京人艺用来排练和演出话剧的专用场所。这个剧场对于北京人艺在话剧艺术的创造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每当我们在剧场宽敞的排演厅里练功和排戏，在设备完善的化装室里化装，在现代化的舞台上进行演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总理所给予的关怀和支持。
总理到首都剧场看戏都是花钱买票，不作专场演出，不设专座，也不在座位前面空出几排位子，而是和普通观众一起看戏。有时因公务来迟，戏正在进行，他就在后面站着或暂坐在后边的空座上。如果观众发现总理也来看戏，必然会热烈鼓掌并拥过去抢着和他握手，这就容易影响剧场的秩序。有鉴于此，以后总理入场以前，我们就将“堂灯”（前台的灯）压暗一点，使观众不易发现他；如在夏季，他就从随行人员的手中接过一把大蒲扇遮一下脸，等到观众发现时，他已经坐好，戏也开始了。总理就是这样和我们配合维持剧场的良好秩序，他是一个普通的观众又是一个模范的观众。
总理对于我们演出剧目的内容非常注意，尤其是对于现代剧目的内容要求特别严格，因为它们与党的政策密切相关。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时期，我们上演了南京部队作家刘川创作的《烈火红心》，由于这个戏起到“鼓足干劲”的作用，全国剧团都在演它。总理两次看了我们的演出。第二次是在刚参加完“郑州会议”回到北京，他看完戏就召集大家谈意见。他说：“鼓足干劲是需要的，但是必须和科学的精神相结合。实践是重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理论和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在戏里，对那位工程师表现的那种轻蔑的态度是不对的。*后处理成让他将手里的书本扔到地上的动作，既不合理也没有说服力。”他要我们到南京去，把这些意见传达给作者，并到长兴耐火材料厂，找到剧中人物的原型，作进一步了解，然后和作者一起研究剧本的修改问题。我们遵照他的指示这么做了，并按修改后的剧本重新排练演出了。
总理对演员的基本功非常重视，尤其是对于台词的基本功。他看戏时精力集中，遇到演员没有把台词念清时，常常自言自语地说：“听不清，太快了，听不清。”有一次在后台，他问大家是不是每天都练台词。大家正考虑怎么回答的时候，他对叶子说：“叶子，你是老演员，你每天练吗？”叶子不无踌躇地回答：“也练，但不是每天练。”总理听后笑着说：“我在学生时代演过话剧，是个业余演员，为了把戏演好，每天都要练习念台词，可你们是专业演员怎么能不天天练呢？话剧，话剧，首先是要把台词念好，让观众听清楚嘛。”自此，剧院把演员的台词基本功提到了首要的地位，聘请了声乐教员和许多曲艺名家来讲课，教授发声换气、吐字归音等基本功，并且规定每个演员必须每天坚持练习。
对于话剧的台词，曾经有一种说法，认为“只妻能说话就能演话剧”。意思是练习台词是不必要的；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影、视演员演话剧，台词很生活，很自然，没有话剧演员的‘舞台腔’”。意思是话剧演员练台词会练出“舞台腔”来。两种说法异曲同工，都是否定台词基本功的重要性。总理通过自己青年时代当话剧演员的经验和作为观众看话剧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台词基本功的重要性，郑重地向我们提了出来，我们按照他的指示坚持着去做，使剧院的台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总理对于舞台美术也很关心。在我们演出《雷雨》时，他和邓大姐对于戏里的服装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指导，使剧中人物的穿戴符合30年代的式样，表达出当时的时代特色。我们演出老舍编剧的《红大院》时，作为这个戏的高潮需要在天幕上显现出国庆夜晚放礼花的形象，在灯光和效果的互相配合下完成了这项任务，做到了有声有色惟妙惟肖。总理看后对此非常感兴趣，散戏后，他找负责这方面的同志，问他们是怎样做出来的。他们介绍了创造的经过，并在天幕上一再做了几次“表演”，总理高兴地说：“你们的创造应该推广。”
总理对于剧院青年演员的思想成长极为关注。“北京人艺”建院后演出的**个戏是老舍写的《春华秋实》。剧中写一个不法资本家在承包制造抗美援朝的军需物资时偷工减料，谋取不义之财；他的女儿是个少先队员，父女之间产生了矛盾，展开了一场斗争。扮演那个少先队员的年轻演员，父亲是国民党的军医，总理知道这种情形后，和她作了一次谈话，现身说法地用自己出身于旧官僚家庭的现实启发她说：“家庭出身是不能自己选择的，正因为这样，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加强锻炼和改造。”有一次，总理在剧院新建好的宿舍里对一个刚出学校门的青年演员说：“花朵不能光在温室里培养，要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长得好。”他这些语重心长的话，使青年演员们受到深刻的教育。
总理非常关心我们深入生活的问题。“老人艺”演出《龙须沟》的时候，他鼓励大家到那条“臭沟”去和居民们一起生活，“新人艺”演出《春华秋实》前，导演和演员都住到那个剧中原型的工厂去体验生活；以后，演出曹禺创作的《明朗的天》也是到医院去观察体验，对于这些做法，总理在谈话中都给予热情的支持鼓励。在我们排演朝鲜现代话剧《红色宣传员》时，他还批准我们出国到朝鲜去学习和体验……在总理的大力支持下，“深人生活，吸取创作的源泉”成了北京人艺的一条必经之路，也是创作的规律和传统。
我曾为剧院导演了一出苏联话剧《带枪的人》，内容是写“十月革命”的，剧中出现列宁和斯大林的形象。在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后，该剧的作者包哥廷在剧本再版时，将斯大林删去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定还是按照原本演，并将它作为国庆十周年的演出剧目。为此，塔斯社的记者跑来找我“采访”，提出：“为什么你们要在这个时候上演这个戏？”我回答他说：“这个戏是我们的保留剧目，安排在什么时候演出，是我们自己的事。”总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来看了这个戏，高兴地上台和大家握手。当我们请他到台阶上和剧中的列宁、斯大林一起照相时，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他们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平站在一起呢。”说着就参加到“红军战士”中一同摄了影。他的话是针对当时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一个否定，对我们也起到了很深的政治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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