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批评文人是因为自己欺软怕硬的说法，显然是文人的撒娇与自怜——文人再无权无势，也比根本就无“文”的工农大众强势吧？福柯说过，话语即权力。鲁迅当年面对各种攻击也曾深有感慨道：幸好我还有一支笔，还能讲话，不然真给他们骂死了。可见有笔而能写文章的文人并非那么弱势，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事实上，文人之所以容易成为批评对象，原因有二。首先是因为批评文人容易有的放矢。就中国而言，官员做官若贪赃枉法，有基本上雁过无痕的暗箱操作，老百姓难明究竟；商人经商，也密室策划，天机不可泄漏，人们自然一头雾水。只有文人，白纸黑字，批评起来起来铁证如山，无可逃避——所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是也。1930年，陈寅恪写下了《阅报戏作二绝》，其一曰：“弦箭文章苦未休，极门奔走喘吴牛。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看似笔走龙蛇天马行空的文人，其实是给自己的文字锁死了。当然，你也可以在你的文章中讲瞎话讲大话，就是不讲真话，如此这般，不就金蝉脱壳？然而，这些白纸黑字的文章不正就是你作伪作假欺骗人的铁证么？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之所以批评文人，是因为文人“可与言”。“武人”何足论？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当年鲁迅之所以不“骂”军阀而“骂”文人，就是因为军阀不值一“骂”，骂他们是对牛弹琴。而之所以“骂”文人，则是因为他们是“智识阶级”讲道理，有理性，是中国较有希望的一个阶层——所以才对他们大“骂”特“骂”。孔子说过：“可以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很显然，在真正的批评家那里，政治家或军阀者流都是以“骂”的方式“与之言”。这原由，也正是费希特在《论学者使命》一文中所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人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从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还是以鲁迅为例，正因为鲁迅“骂”文人都是因为希望他们真正成为有守有为的知识分子，是以人为善，所以许多被鲁迅“骂”过的人，后来都成了有成就有贡献的人才，比如李四光、朱光潜、沈从文、成仿吾、徐懋庸以及胡适、林雨堂、梁实秋、施成蛰、顾颉刚，等等。这应该也是鲁迅当年“骂”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进步上进，成为真正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智识阶级”。有意思的是，现在有人因为鲁迅当年骂的这些人后来大都有了进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认为鲁迅“骂”他们骂错了——照这些人的逻辑，经鲁迅骂过的人就该永远坏下去才无损鲁迅形象！这显然搞拧了鲁迅“骂”人的动机：他所以大“骂”特“骂”一些知识分子，其目的不是为了为渊驱鱼，把知识分子都赶到坏人那边去，而是为了让他们改掉臭毛病，成为真正的“社会良知”。如果此人后来真的变好了，成了于人民大众有用之才，那正好实现了鲁迅当初“骂”他的目的，也正证明了鲁迅的伟大，怎么能把这作为鲁迅骂错了的证据呢？这岂不是吃药治好了病，马上回过头来说这药吃错了么？
当然，读者诸君如果细读我这部集子的话，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文章也不都是对文人的“骂”，也还有“颂”——或者说有弹有赞。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所以对一些文人有“赞”，乃是因为有大量值得“弹”的文人存在；而这些文人所以被“弹”，也是因为那些被“赞”文人的对照。当然，我既然写了这些“文”，也就难逃“文人”之列，读者自然也就可以对我有弹有赞——我尤其欢迎“入木三分骂亦精”的弹。
末了，拉来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六二为结：“古人制字鬼夜泣，后人识字百忧集。我不畏鬼复不忧，灵文夜补秋灯碧。”
是为后记。

2014年 11月 11日于广州西郊

纸上欲望-千年大变局下的文人 作者简介

孙玉祥，四川德昌人，1965年生，现定居广州。曾做过教师、编辑、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1998年以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200万字的随笔、杂文、评论和小说，上百篇文章被选入各种年选。出版有专著《现代文人的隐与痛》（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知识的忧伤》（广州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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