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琦和我同于1962年生，属虎，他略长我数月。他出生于“大饥荒”之后的安徽农村，从小在饥饿中长大，而我出身于台湾的小康之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走向经济奇迹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对照在于我们都成长于美苏对抗时代的敌对阵营，他虽经历十年“文革”，但并未耽搁高考的时间，和我一样都是18岁（1980年）上大学。1980年代的台湾，正逢解严前左右思想激越奔腾、年轻学子求知若渴、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六七十年代人的“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风潮到80年代依旧兴盛。我虽读了台湾大学，因结婚太早，来不及留美放洋，*后在台湾取得博士学位。徐国琦上大学时，英文考了零分，靠着一本英文字典苦读文法，再攻读南开美国史硕士。*后放弃南开教职，取得奖学金，直上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和他不仅同年生，同年上大学，同样属于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在学术的起跑点上他却像一颗飞速的白球，几年之内完成了这么多本掷地有声的书，如同打棒球漂亮出击，一下子就打了好几个全垒打。而我或同辈的学者都还在跑垒状态。在学术领域中的成就，他可说早已遥遥领先于我辈学者，真令人汗颜不已!
因为和徐国琦的研究领域相近，我先后在台湾《新史学》和《台大历史学报》评述过他的英文专著对国际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贡献。我在评论《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一文中，主要介绍该书如何运用多国档案和国际史视角探索“一战”时期中国在国际史上的坐 标，以及对“一战”华工研究的新论点，借以说明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的特色。过去对“一战”华工的人数有32万、20万、17万等说法，莫衷一是。根据徐国琦教授的考证，认为14万人比较可信，后来国内外学者普遍引用了他的说法。从资料收集而言，《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可说是踩着一群远赴“欧洲的奥德赛”华工之足迹，遍访与华工相关的欧美各国官方和私人图书馆，甚至取得华工后裔主动提供的图片和信件，使得他所挖掘的资料之丰，堪称令人惊奇。特别是过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锁的加拿大华工信息的首次批露，让这本书展现出细腻生动的华工生活史面貌。这本书在枝叶繁蔓的多元档案中爬梳出富有意义的故事，并予以新生命的诠释，显示出徐国琦综合史料的分析能力，而此正是国际史研究*难达到的境界之一。
徐国琦为何关注华工和下层农民?这可能与他贫困忧患的命运相连，他想要为广大的农民发声。在他走向城市念大学，走出国门来到哈佛，身处这座学术精英的研究殿堂时，乡下农民的善良朴实始终是他的一方挂念。“一战”华工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仿如他的家乡父老，他在故纸堆中找寻有血有泪的故事。学者在找寻研究论题时，当然是实事求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我们的研究也往往投射出个人的情感喜好，以及如何将故事自圆其说的看家本领。我个人以为徐国琦在《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这本书中多少反映了他个人心中的情感。如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移情作用，将个人身世情感寄托于传主身上。徐国琦以中国下层社会阶层的农民或边缘人视觉来透视中国，以其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空间，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或许有人会质疑14万华工怎能有这样大的作用？但徐国琦他就是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剖析能力。他可将材料如同串针般将一些散落的故事编织成动人的彩衣，而如果仅是说故事，是无法获得一流学术出版社的肯定的。学术研究需要高度的贯通能力，《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不仅是学术著作，且是可读性极高的著作。
徐国琦的逆反性格，在于不服输。他要向西方学者证明他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系列著作之精意。2014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其雄心昭彰若揭，他要挑战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我在《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评介这本书。现今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重要的国家关系，更是牵动世界局势的*主要的两股力量。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家迭有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反省，致力于扭转美国学界侧重某一研究取经的自我批判。中国崛起之后，中美两国隐然有种相互对抗和竞争的心态，徐国琦强调正向意义的共享历史，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徐国琦的研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入江昭的影响，入江昭教授曾著有《全球视域下的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显然步趋入江昭以国际史视域诠释中日关系的发想，但徐国琦提出以“共有的历史”诠释中美关系，则是另辟学术蹊径。从近代中外关系而言，日本可能是触动中国民族主义情感*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近代美国对华关系则被喻为“改良的帝国主义”或一种特殊友好的关系。近代中日和中美两国的关系，有若中国对外关系的光谱两端，如何从国际史视域提出一套诠释中美关系的架构和方法？在21世纪中美两国如何形成一个和谐共享的价值观和构建互信渠道，求同存异，走出一味竞争的政治误区，这是徐国琦一心想跨越中西方文明，求索世界和平主义的现实关怀。
欣闻徐国琦2017年初又在牛津大学出版*新英文力作《亚洲与大战》。他几乎每三年就出版一本学术专著（这些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学术审查机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我和他开玩笑说，好似我们才刚磨好砚台，假以时日要来试笔开工时，他又悄悄出版了一本新书。熟悉他的学术工作和学术积累的人，始知这几本系列著作并非仓促完成，它的前期档案收集和构思，都早已跨越十余年之久。从哈佛读博士起，他就四处收集材料，沉潜了近十年才出版**本书。2005年《中国与大战》一书只是鸣枪起跑而已，接连的几本书才是冲锋陷阵的学术实力战，更为他赢得了不少学术荣冠。作为学术上的诤友不免劝他要踩刹车，休养生息，毕竟已年过半百。谁知他老兄又被哈佛主编三杯酒下肚后，签了下《何谓中国》一书，看来这只学术飞虎将继续长征世界！
这本《边缘人偶记》记录了一位从荒地里走出来的中国人，有着“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他将林语堂的话“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奉为座右铭。人文学者大致都会碰触到身份认同的终极关怀，自我、群体、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往往纠结着人文学者的心灵，徐国琦也不例外。这本书是他奋斗半生之后，在香港大学这样一个东西交会的人文荟萃之地，以“边缘人”自居的心路历程。我以为正是“边缘人”处 境让他得以自由远观不同国家和族群文化。有时我们觉得远身观看物影是虚无缥缈，看不清楚，但往往在千里之外，更能发微见隐，重新认识它的壮丽与缺漏。很高兴终于看到这本传记的出版，并且击节祝贺。徐国琦以诚挚平和之心面对生活，感恩并珍惜来之不易的喜乐，这本书所述的学术人生不仅让我这样的台湾学者读起来感觉十分新奇和有感召力，相信对内地和海外学者也同样会产生强烈共鸣和启发，有引人入胜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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