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评传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列夫·托洛茨基是苏联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列宁*亲密的战友，苏联红军的缔造者。作为深知苏共早期党史和军事史的党政军的先驱人物，托洛茨基虽然孤傲狷介，不结党营私，在列宁逝世后竟然没有成为列宁的接班人，而斯大林在*终却能在政治局委员的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下成为了一个独裁统治者。本书即是托洛茨基将斯大林不为人知的行为和心思逐层揭露的一本政治传记。斯大林和列宁的关系真的并不亲密，甚至在列宁病重期间极度恶化乃至决裂吗？那么，列宁在病得难以忍受痛苦的时刻，真的可能向斯大林索要毒药吗？斯大林是如何取得加里宁、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信任，让他们拥戴他呢？斯大林又是如何取代列宁的？俄国革命者曾经“用暴力抢夺金钱”作为经费吗？这是一位苏联红军缔造者对斯大林的全面解读，也是一部给作者本人直接招来杀身之祸的书。当我们翻开这本传记，让我们吃惊的将是斯大林谨慎而诡谲的性格特点和他暴力、冷酷的一个又一个阴谋，从而还原了一个阴暗但真实的斯大林。

斯大林评传 节选

"首章 家庭和学校

如果我没有弄错，首个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的，是已经去世的列昂尼德•克拉辛。克拉辛是老革命家、卓越的工程师、出色的苏联外交家，不过他首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克拉辛把斯大林叫做“亚细亚人”时，他想到的不是有争议的种族属性，而是亚洲政治家通常拥有的剽悍果敢、精明干练、诡计多端和残酷无情的糅合。布哈林后来简化了这个名称，把斯大林叫做“成吉思汗”，这显然是为了使人注意到他近乎野蛮的残忍。斯大林本人在和一个日本记者谈话时，一度把自己称为“亚细亚人”。他使用的不是这个名词的旧义，而是赋予了新的含义：他想用这种个人托喻来暗示苏联和日本在反对帝国主义西方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益。从科学的观点考虑这个名词，我们必须承认，“亚细亚人”用在这里只能算部分正确。高加索，特别是外高加索，地理上无疑是亚洲的延续，但是格鲁吉亚人和蒙古族的阿塞拜疆人截然不同，他们属于地中海的欧洲种族。因此，斯大林把自己叫做亚细亚人是不确切的。不过，问题并不完全决定于地理、人种分布和人类学，历史的因素似乎更为重要。
数百年来，从亚洲注入欧洲的人类的血液有几滴溅在高加索的高山深谷里固定下来。互不相关的部落和群体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冻结在这个地方，把高加索变成一个巨大的人种分布博物馆。许多世纪以来，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同波斯和土耳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还处在古老的亚洲文化的范围之内。尽管战争和暴乱的冲击连绵不绝，这种文化却仍然设法保持着静止状态。
如果在任何其他地方，处在来往比较频繁的位置，人类的这个为数很小的格鲁吉亚旁支——目前共约250万人——无疑会在历史的坩埚中熔解得无影无踪。在高加索山脉的保护下，格鲁吉亚人保持了比较纯粹的种族特征和语言。直到今天，语言学似乎还很难为他们的语言定位。早在公元4世纪，在基督教侵入的同时，格鲁吉亚就出现了文字，比基罗斯要早600年。公元10世纪、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被认为是格鲁吉亚武功显赫和文艺鼎盛的时代，后来几个世纪是停滞和衰微时期。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对高加索频繁而血腥的入侵在格鲁吉亚口头流传的民族史诗中留下了痕迹。如果可以相信倒霉的布哈林的话，这些入侵也在斯大林的性格中留下了痕迹。
18世纪初，格鲁吉亚沙皇承认了莫斯科的宗主权，希望得到莫斯科的保护，使他可以不受传统敌人土耳其和波斯的侵犯。他达到了眼前的目标，他的生命有保障了。沙皇政府修筑了必要的战略通道，对城市进行了局部的整顿，初步建立了学校系统，主要目的是使这些属于异族的子民俄罗斯化。当然，彼得堡的官僚政权不可能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用它本国也极为缺乏的欧洲文化来代替古老的亚洲的野蛮无知状态。
格鲁吉亚尽管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却仍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它的半封建社会结构建筑在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因此具有亚洲家长制——包括亚洲的残忍——特征。工业几乎一无所有，农业和房屋建筑事实上停留在两千年以前的水平上。酒是用脚榨出来的，保存在大泥潭里面。高加索的城市人口不过是整个人口的1/6。和所有亚洲城市一样，这些城市仍然是官僚统治的军事和商业城市，只有少量工业。在基本农民阶层头上兴起了一个士绅阶层，大部分士绅并不富裕，而且缺乏文化素养。有些士绅和上层农民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拥有显赫的头衔和矫揉造作的风度。由于格鲁吉亚过去曾经拥有小小的“威力”，由于它现在的经济停滞，由于它和煦普照的太阳和葡萄园，由于它缺乏责任心的习性，由于它拥有大量囊空如洗的地方绅士，人们把它叫做高加索的西班牙是不无道理的。
年青一代的贵族敲打着俄罗斯高等学府的大门，他们抛弃了本阶级的陈腐传统（中俄罗斯对这种传统本来就不怎么认真看待），而参加到俄罗斯学生的形形色色的激进派集团里去。比较富裕的农民和市民渴望使自己的子弟在政府里得到一官半职，成为军官、律师或教士，也纷纷效法贵族家庭的榜样。这样一来，格鲁吉亚的知识分子就多如过江之鲫，他们散布在俄国各地，在各种进步的政治运动和三次革命中都崭露头角。
1844年在第比利斯担任师范学院院长的德国作家博登施太特曾经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格鲁吉亚人不但懒惰无能，而且不如其他高加索人聪明；他们在学校里研究科学、学习外文和表达能力等各方面都赶不上亚美尼亚人和鞑靼人。雷克吕•埃利塞引用这个十分笼统的意见，作出了完全正确的推论，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民族性，而是社会因素——由于格鲁吉亚学生来自落后的乡村，而亚美尼亚人是城市资产阶级的子弟。当然，后来的发展很快就消除了教育上的差距。到1892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在正教小学二年级念书时，在高加索人口中约占1/8的格鲁吉亚人在学生总数中却差不多占1/5（俄罗斯人占一半以上，亚美尼亚人约占14%，鞑靼人不到3%……）。但是，作为*古老的文化工具之一的格鲁吉亚文的特殊性对学习外语似乎的确是一种障碍，在发音上留下了明显的标记。然而，这并不是说格鲁吉亚人都缺乏口才。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在沙皇制度下，他们只能三缄其口。但是在俄国日益“欧洲化”的过程中，格鲁吉亚知识分子为司法界，后来又为议会的讲坛提供了大量——如果不是1流的，至少是出色的——演说家。二月革命的领导人当中*能说善辩的大概就是格鲁吉亚人伊拉克利•策烈铁里。因此，把斯大林的民族血统作为他缺乏演说才能的原因是没有道理的。即使从体格上看，也很难说他是代表格鲁吉亚人的恰当的典型。格鲁吉亚人是以高加索*漂亮的民族闻名于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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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 领袖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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