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罗马皇帝卡里古拉提名一匹马当元老院元老，比起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让人冒充雅典娜女神树立自己的权威，周王朝的天子更自觉法力无边。
但是召公一席话，可以看做是古代东方政治人物对民心和言论的洞察：“这只是把他们的话堵回去了。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蓄积多了，一旦决口，伤害人一定会多；不让民众说话，道理也是一样。所以，治水的人开通河道，使水流通畅，治理民众的人，也应该让人讲话。天子治理国家，要使公卿列士都可以献诗，盲乐师献曲，史官献书……百官可以直接进谏言，平民则可以传递意见上达天子，近臣要进行规谏，同宗亲属要补察过失，乐师、太史要负责教诲，师、傅等年长者要经常告诫，然后由天子斟酌而行，这样决策行事才不违背道理。民众有口，就如同大地有山川。民众把话从口中说出来了，政事好坏也就可以从中洞察。好的就实行，坏的就防备。民众心里想什么口中就说什么，心里考虑好了就去做。如果堵住他们的口，那能维持多久呢！”
姬胡不听劝阻。从此，国人都不敢说话，过了三年，到公元前841年，憋屈已久的人们愤而起义，攻入王宫，袭击姬胡。姬胡逃到彘地，现今的山西地界，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姬胡的儿子姬静被藏在召公家里，国人知道了，就把召公家包围起来，召公说：“以前我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此大难。如果现在王太子被人杀了，君王将会以为我对他们记仇而在怨恨君王吧？侍奉主子的人，遭险而不仇恨，怨而不怒，更何况侍奉国王呢？”在这种铁杆奴才思维的支配下，召公用自己的儿子代替了王太子，王太子终于免遭杀害。
召公、周公二辅相共理朝政，号称“共和”（前841）。（共和的另一说是：共伯和受诸侯拥戴，代行王政。）共和十四年（前828），姬胡死在彘地。太子静已在召公家长大成人，召公、周公就扶立他为王，这就是宣王。“革命”以革了一个无辜替身的命开始，穿插摄政王的插曲，以大权回归王室独裁为结束。
公元前841年的中国式共和，在我看来，与罗马式的共和岂止相去十万八千里，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基本上是一种摄政王政治，依然是开明专制体制下的一种仁政。更等而下之的，共和一词到了汉代，还成为一种宫廷女官的名称，位视百石。《汉书·外戚传》注：“共读日恭，言恭顺而和柔也。”
公元前841年是长安帝国文明史上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受尽暴政之虐的人民奋起反抗，开篇无比悲壮，令人高山景仰；结局滑稽无比，令人哭笑不得。古老的东方，有着召公这样的“险而不仇，怨而不怒”的奴隶理念，缺乏梭伦、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老布鲁托斯的自由民主理念，帝国土地也无法打造出雅典、罗马的模式。
　而公元前509年，受着暴政压迫的雅典人和罗马人，几乎不约而同地掀翻了他们身上的暴政，开创了一种早期民主政治的模式。这是人类文明史上关键的一年，跨越两千年时空，目睹人类为自由和幸福付出的血泪和苦难之路，我们将会对这一重要时刻的历史意义看得更加清楚。
公元前6世纪，雅典浮现出的民主政治受到僭主——也就是独裁者的困扰。改革者梭伦的远房亲戚，一位名叫庇西特拉图的人正对颠覆民主政治跃跃欲试。他的计谋就要大获成功。他找到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让她披盔戴甲装扮成雅典娜的样子，雅典娜是雅典的守护女神和战争女神。“女神”站在双轮战车上与庇西特拉图一起驱车赶到雅典城，同时相随的使者则大喊：“雅典娜把庇西特拉图带进城来了！”（参见《古代希腊》，彼得·阿克罗伊德）
你不能不佩服这一古世界精心策划的宣传力作，挟带着女神的美貌与风采，雷霆万钧般打入民众的心中。
你也不能说在僭主的统治下，经济就不高速增长，城市就不繁荣昌盛，在庇西特拉图时代，宏伟的公共建筑，盛大的节庆，体育馆，戏剧比赛，人民似乎也过得不赖，但是独独缺乏民主权力。
公元前514年，庇西特拉图的一个儿子喜帕恰斯被暗杀，雅典的贵族在酝酿推翻僭主政治。有人求助于外部势力，引“狼”入室——他们贿赂了特尔斐神谕所的女祭司，让她把斯巴达的军队召唤来。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军队进军雅典，庇西特拉图的另一个儿子西比亚斯投降，并永远离开雅典。
公元前509年，平民起来攻击贵族统治，逐出了斯巴达人，次年，克里斯提尼掌权，开始了雅典民主的大规模改革——扩大公民权授予的范围，不仅恢复了前510年贵族统治时被清洗出局的许多人的公民权，并把公民权普遍授予住在阿提卡的外邦人和被释放的奴隶。行政区的划分以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用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建立十将军委员会。实现陶片放逐法，每年一次在民众大会上由与会者表决被弹劾者——需要逐出雅典的对国家有危害的公民。
也就是在这一年，雅典的远房邻居罗马城，为一件血案而激动，人民的热血和追求自由的火焰被点燃。那是国王塔昆的儿子强奸了美丽的少妇卢克丽霞，卢克丽霞愤而自杀。激动的罗马人奔走上了大街，大街上到处都是火光和鲜血。因为他们压迫苦难的人民，暴政终于到了谷底并激起反弹——塔昆被赶走了。
罗马人民有了自己选择的机会。那么，他们选择了何种政体呢？早在罗马的王政时代，塞尔维乌斯·图留斯（公元前578～公元前535年）扩大了人民的权力以削弱元老院。罗马的新宪法和他的名字有关。这一宪法是“以希腊为范例，特别是以梭伦为根据的”。罗马人确实学习过雅典人的立法。李维说公元前454年罗马派人来研究梭伦的法律，但后世学者认为罗马人是赴南意大利研究希腊法律。
罗马人民把国王赶跑以后，确立了每年选举执政官的制度。共和国的行政、军事大权由两名执政官掌握，任期一年，选举产生。孟德斯鸠指出：“这一点也是使罗马变得极其强大的原因。每个国王在他的一生中都有雄心勃勃的时期，但这之后就会是纵情享乐、懒散的时期。然而共和国的领袖是年年更换的，他们总想在任期内建功立业以便重新当选，因此时刻不放松表现自己的雄心，他们劝说元老院建议人民发动战争，他们每天都向人民指出新的敌人。”
有趣的是，孟德斯鸠还比较了罗马和雅典的人口状况和实力：“在国王被驱逐之后不久罗马所进行的人口调查，以及在法列拉的狄米特留斯在雅典进行的调查中，我们看到两个城市的居民数目几乎是相等的：罗马的居民是四十四万人，雅典的居民是四十三万一千人。不过罗马进行人口调查正是在它的全盛时代，而雅典进行人口调查的时候，它已经完全腐化了。我们看到，罗马的成年公民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雅典，成年公民只有二十分之一弱，因此，在不同的时期中间，罗马的实力比起雅典的实力来几乎是四分之一比二十分之一，也就是说罗马比雅典要强到五倍。”（《罗马盛衰原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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