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同一井中的农户是一个密切协作、患难与共的集体。他们要共同耕种公田，要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共同抗御灾害，战时还要共同承担作战任务。这样的组织实质上就是古代的农村公社，即马尔克。
（3）井田制度下的土地必须划分为面积完全相等的条块，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定期重新分配。因为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同样的劳作可能得到数量不等的收获物，因此要定期轮换，其目的是“爰土易居，平肥硗也”。
实行井田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土地公有制。国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户耕种，这些农户对土地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耕作者耕种的都是国家的土地，因而才能够定期轮换，重新分配，以保证每个农户都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和机遇。由此可知，没有土地公有制，也就不可能存在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一旦瓦解，也就意味着土地公有制的崩溃。
周代的土地公有制，或称土地国有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具体含义是各不相同的。西周时代，九州一统，周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通过分封，无论是殷商时代旧方国的首领，还是周王新封的诸侯，都承认周王为“天下共主”，周王对全部统治区域的土地享有*高所有权，《诗经》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映的就是这种观念。周王虽然在法律上对全部领土享有主权，实际上周王直接管辖的区域是千里王畿，王畿以外的大片领土，周王授权各国诸侯去管辖。诸侯对本国的领土享有使用权和管理权。对已经分封给诸侯的土地周王是不能随意收回的，这些土地将世世代代由各国诸侯统治、管理。因此，诸侯对本国的领土享有次一级的所有权。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周王对全部领土的*高所有权因不断遭到侵犯而逐渐丧失。那些实力强大的诸侯无视王权，通过兼并、扩张而占据了大片领土，这些原本属于周王的土地被诸侯占为己有。这些诸侯，事实上已经成为用暴力掠夺来的大片领土的所有者。随着这些大国诸侯领土的扩大，他们开始为本国的卿大夫封授采邑。那些获得了封地的采邑主往往不以自己的采邑为满足，也像他们的封主那样四处扩张，于是他们的采邑便迅速膨胀。有的采邑主不仅掠夺他人的采邑，还肆意侵吞公室土地，结果少数采邑主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公室。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威逼公室，操纵朝政，形成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局面。这样，原本属于诸侯的土地所有权就落入了卿大夫手中。可见，从西周到春秋，土地所有权是逐级下移的。开始是周王对全部领土享有*高所有权，王室衰微以后，诸侯大国的实力迅猛增强，领土远远超过王畿，于是土地所有权下移到大国诸侯手中。诸侯国领土扩大以后，采邑制度在诸侯大国普遍实行。诸侯国的卿大夫以采邑为基地向外扩张，其实力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公室，于是土地所有权又下移到大国卿大夫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春秋时代土地所有权虽然多数掌握在大国卿大夫手中，但土地公有或国有的性质并未改变。当时的采邑是王朝和诸侯国之下的一级国家政权，而不是采邑主自家的宗族组织。大国卿大夫手中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并不是他们个人的私有财产权。这是因为：**，这些卿大夫把持朝政，诸侯分封采邑主的权力实际上由把持朝政的卿大夫控制，他们篡夺了诸侯手中的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他们可以把诸侯（公室）的土地封授给其他采邑主；第二，那些把持朝政的卿大夫往往都是诸侯国中*大的采邑主，在采邑扩张到一定规模时，他们把采邑内的土地封授给陪臣，或委托陪臣代为管理；第三，采邑主是采邑内的*高统治者，正如诸侯在诸侯国内是*高统治者一样，采邑内的臣民称采邑主为“君”或“主”。采邑之内实行的仍是井田制度。井田中公田的收获物不是交给诸侯，而是直接交给采邑主。采邑内全部公田的收入就是这个采邑主全年的俸禄。由此可知，春秋时代诸侯大国的卿大夫（大采邑主）虽然掌握一部分土地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土地已变为私有。正如西周时代周天子享有全部领土的*高所有权，但并不意味全部领土都是周天子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样。
井田制度的破坏从根本上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农具和耕作技术的改进，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除耕种自己的百亩私田和共同耕种公田以外，劳动力还有剩余。于是便在井田以外开垦荒地。孟子曾说过：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孟子的意思是说：夏代每个农夫授田五十亩，缴纳的是实物地租；商代每个农夫授田七十亩，缴纳的是劳役地租；周代每个农夫授田一百亩，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双轨并用，其缴纳地租的标准大约都是十分之一。那么为什么有“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亩”的区别呢？前人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金景芳认为：

其实，夏商周三代授田之所以有五十、七十、百亩之不同，主要在于夏商周三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大体上说，夏代生产力水平*低，一夫只能耕五十亩；殷代生产力水平有了发展，故一夫改授七十亩；周代生产力水平又向前发展，故一夫授田百亩。

吾师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夏商周三代授田亩数的不同，可谓独具慧眼。“周人百亩而彻”的制度大约是西周初年制定的。到了春秋时代，生产力水平又有了新的发展，“一夫百亩”显然已不能满足需要，于是在井田之外另垦荒地者大有人在。其二，由于各国统治者生活日益奢侈以及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激烈，仅仅依靠井田的“什一”地租或军赋已无法维持局面，各国统治者不能不扩大赋税，加重对广大农民的剥削。《论语·颜渊》记载了鲁哀公和孔子弟子有若的一段对话：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鲁哀公因公室的费用不足而咨询有若，有若问他为什么不按十分之一的“彻”法收取地租，鲁哀公坦白地说：鲁国现在收取十分之二的赋税还不够用，怎么还能收取十分之一的地租呢？可见这个有若多少有些迂。不过鲁哀公的话倒很能反映鲁国加重剥削的事实。
在井田之外垦荒和打破“什一”的“彻”法而加重剥削，这就从根本上破坏了传统的井田制度。春秋时代各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新政策。这些新政策正是井田制度逐步瓦解的真实记录。
公元前645年，即鲁僖公十五年，秦晋两国战于韩原，晋军大败，晋惠公被秦军俘虏，晋国陷于困境。晋国大夫瑕吕饴甥为团结晋国臣民共度难关，以国君名义宣布晋国作爰田，作州兵。爰者，易也。“作爰田”即改变原先井田的疆界，增加农田面积，承认农夫在井田以外开垦的荒地为合法之田。这是晋国在局部废除井田的重要步骤。“作州兵”与“作爰田”密切相关，为的是扩大晋国的军队编制，增强晋国的军事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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