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河套地区人少地广，宜农宜牧。突厥部落在此可以“不离本俗”，在州县的名目下保持游牧生活方式，而唐朝则可在这里开展屯田，驻扎军队，以加强对突厥诸部的监管。
　　再次，这时以薛延陀为首的铁勒政权已经趋于强大，将突厥安置于河套，使突厥诸部成了唐朝与薛延陀之间的一道屏障，起到了牵制薛延陀部的作用。
　　第六至第十二疏是正式安置突厥之后，围绕是否将突厥迁回“河北”开展争论。争论双方主要为魏徵与温彦博，杜楚客、李大亮与魏徵意见相同，也反对将突厥安置于“河南”，主张迁返河北。魏徵等人提出的主要理由是河套地区密近京师，将突厥余部安置于肘腋之地，数年休养生息之后，必为寇盗，即所谓“养畜自贻患”。迁返河北的意见与上述安置突厥的第二种意见完全相同，且并无任何新的论据，区别只是在于后者是在正式安置突厥之前，而前者是在已然安置之后。
　　值得注意的是，在回答反对派的诘问时，温彦博在第十一疏中提到了唐朝当时安置突厥降众的具体措施，称“突厥余丑，以命归我，我爱护之．收居内地，从我指挥，教以礼法。数岁之后，选其酋首，遣居宿卫，畏威怀惠，何患之有”。即将突厥安置于河南之地，选各部首领人京宿卫，充当人质，以保证突厥各部的顺服。从此疏可知，人质制度可能是唐朝初年安置突厥降部的基本政策之一。如贞观六年（632）契苾何力内附，“太宗置其部落于甘、凉二州，何力至京，授左领军将军”，就属于人京充质的性质。何力后来曾被“诏许”回到凉州觐省生母并安抚部落，则对质子的管理应该还有一些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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