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节选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　　在各界人民一致要求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的情况下，日商纱厂的产品大量堆积卖不出去。日本资本家为转嫁经济损失，更加紧了对中国工人的剥削。12月间，日本资本家的同业组织——日商纱厂联合会召开会议，作出决定，从1932年1月起取消在日商纱厂实行已久的月赏制度（即工人做满全月可获得4个工的奖励）。日商纱厂的工人坚决反对日本资本家的这一做法。1月13日上午，沪西各纱厂工人联合会在闸北潭子湾举行日商纱厂工人代表大会，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对策。经过讨论当场作出决定：（一）要求恢复月赏；（二）如达不到的目的，一律退出日商纱厂；（三）退出后要求发还养老金，并算取存工。会后，还派出代表赴市社会局请愿，要求社会局就这一问题从速设法交涉，恢复全市各日商纱厂的月赏。　　当时，日商纱厂的日本资本家们正因棉纱卖不出去，大量积压而在商议解雇工人的问题，若工人主动提出退厂，则正合其意。对于日商纱厂数万名工人来说，若退出工厂，就成了失业者，不仅生活无着落，而且工人的战斗性也将削弱。因此，中共通过上海总工会，以“旧上海总工会”的名义，以传单的形式，及时给上海工人发出一封信，对工人的反日斗争进行正确的引导。信中鼓励上海工人支援日商工厂工人的罢工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斗争口号。例如，日商工厂罢工工人坚持到底，作为对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家之抗议！要求发给月赏及年终奖金！要求增加工资！反对开除工人，反对关厂停工，要求被开除工人的复工！要求发给新年假期工资及罢工期间工资！全上海工人宣布罢工支援罢工工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捐款给罢工工人，组织罢工后援会！这封信出现之后，沪西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逐步发展起来，工人自主退出工厂的行动则基本停止。显然，这样的斗争既有利于保护工人的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抗日斗争。针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上海工界和工会分别派出代表赴京请愿。9月30日，上海工界推选出20多位代表赴京，分别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提出九项请愿要求：（一）撤职惩办东北失地官吏；（二）撤职惩办外交负责人员；（三）请国府立即调遣军队，布防要隘，抵御日本，并恢复失地；（四）请胡汉民销假视事；（五）宁粤息争，共御外侮；（六）拒绝日本一切无理要求；（七）制止东北另组附庸式的政府；（八）发给义勇军械弹；（九）救济日厂华工。　　11月27日晚，上海邮务、各区水电业、卷烟业、棉织业、棉纺业等70多个工会的代表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请愿团赴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会议决定，请愿团由各工会派代表2至5人，共约300人组成，于29日晚搭夜快车赴京，并拟就了给国民政府的请愿呈文。呈文要求：（一）令蒋介石克日整军北上，以武力收回失地；（二）颁给全国义勇军枪械；（三）请求自动退出“国联”；（四）请求严惩失地长官张学良等。并表示：“属会等80余万工人，忝属中华民国之国民，死而为国，果复何惜，但愿奋身抵抗而败死，不愿不抵抗而幸存。”其表达了几十万上海工人宁为抗战而死的坚强决心，体现了工人阶级的民族觉悟和为民族利益献身的境界。会议还决定，用全市各工会名义急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从速息嫌团结。电文对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斗，争权夺利，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听之任之，不予抵抗的行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指出：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宁粤双方之争若再继续，“无论衅自谁开，皆为民国之罪人”。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希望当局幡然醒悟，并尽快采取措施进行抗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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