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发愤攻读，学识卓异，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还算比较顺利。这得归功于两位伯乐式的恩师的提携。
**位恩师就是李士翱，这位荆州知府在主持童生考试时，发现名叫张白圭的少年很有才华，非常欣赏，认为白圭这个名字不好，帮他改名为居正，不仅对他寄予厚望，而且极力向湖广提督学政田顼推荐。田顼当场出题考试，张居正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发榜时果然名列榜首。一时间，“荆州张秀才”声誉鹊起。张居正飞黄腾达后，对恩师李士翱的奖掖始终念念不忘。
第二位恩师是顾璘。这位湖广巡抚慧眼识英才，在众多参加嘉靖十五年（1536）武昌乡试的秀才之中，看中了年仅十二岁的张居正，对他赞誉备至，特地写诗相赠，称赞他“今看十岁能长赋，何用从前咤陆机”，令居正感怀不已。
张居正晚年在给朋友的信中，对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依然记忆犹新，感恩戴德。他说，湖广巡抚顾磷初次见到他，就赞誉他是“国士”、“神童”，把他引为“小友”。顾磷多次对同僚说，这孩子将来有治国的“相才”，可以和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邺侯（唐朝宰相李泌）相媲美。有一天，顾磷在家中设便宴款待居正，叫他的小儿子顾峻出来相见，介绍说，这位是荆州张秀才，将来担任中枢要职时，你可以去求见，他必定会感念昔日老朋友的儿子，出手帮你一把。张居正谈起四十年前的这些细节，历历在目，仿佛昨天的事情，流露出对于顾公知遇之恩刻骨铭心的感念，只有以死相报，才能了却这一段恩情。这时的他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一般情况下很少向人透露内心的隐秘，他却向朋友坦然表示这段恩情一直埋藏在心中，从未忘却。遗憾的是，顾公过世以后，顾府家道中落，他如果无以为报，必将铸成终生大恨，恐怕无脸再见顾公于黄泉了。由于他一再请求朋友帮忙，才使顾公的后人得到照顾，才不至于有忘恩负义的遗恨。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少年张居正发愤努力，果然没有辜负李翱与顾磷的期许。不过也经历了一些曲折。他虽然被誉为“神童”，但科举考试并不顺利，举人考了两次，进士也考了两次。也就是说，乡试与会试的**次都落第了。看来张居正并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也不是死记硬背的能手。
嘉靖十九年（1540），他再次参加湖广乡试，考中举人。四年之后，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意外地落第，没有被录取为进士。这使得被誉为“神童”的他颇有意料之外的失落感，或许是少年得志有些忘乎所以，才马失前蹄？他后来在给儿子张懋修的信中回顾这段往事，并不怨天尤人，而是有所检讨的。他坦然地说，由于小小年纪轻易地取得秀才、举人的功名，有些忘乎所以，以为进士及第是“唾手可得”的事，于是乎放松了学业，尤其是放松了科举考试的本业——四书五经的钻研，心有旁骛。确实，张居正对于应付科举考试的所谓“制艺”，是不屑一顾的，他有更深的关注点——与“治国平天下”紧密相关的政治实务。落第以后，他幡然悔悟，不得不回到应试教育的轨道上，埋首于四书五经。
嘉靖二十六年（1547），是丁未年，丁未会试与殿试，张居正都顺利通过了。他终于登上了科举的*高台阶，跃登龙门，进士及第。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按照常规，新科进士必须有一个见习的过程，张居正也不例外，被分配到翰林院担任庶吉士。翰林院是负责编写历史和管理图书的中央政府部门，庶吉士是没有官品的练习生，新科进士经过庶吉士阶段，才可以授予有品级的官职。
仅仅从字面上理解，翰林院似乎是一个清闲机构，其实不然。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翰林院至关重要，进入内阁的官员大多是翰林院出身，而内阁是中央政府的中枢。庶吉士虽然只是练习生，没有官品，却是通向内阁的起步。当时人把庶吉士看作“储相”——内阁的人才储备处，内阁大学士的候补队伍，并非夸张其辞。
不久，张居正被分配担任翰林院的编修。这个“编修”职务，是负责编写国史和实录的七品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他居然徘徊了十年之久。
丁未会试的主考官孙承恩、张洽，成了张居正的座主；分房考官陈以勤、吴维岳，披阅他的考卷，成了他的房师。与张居正同科成为进士的都是一时之选。一甲**名李春芳，后来成为张居正的顶头上司与同事。其他如殷士儋、王世贞、汪道昆、王宗茂、凌云翼、陆光祖、宋仪望、杨继盛等，都声名显赫，正如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所说：“这一科有**流的首相，**流的文人，立功边疆的大帅，弹劾权幸的忠臣，可算得人甚盛。”
　　2.彷徨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
十年寒窗，一登龙门，从一介寒士变为一个官僚，对于张居正而言，意味着远大的前程正在向他招手。但是，今后的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官场充满了勾心斗角的纷争，仕途是坎坷曲折的。即使像张居正那样的铁腕人物，也会丧失自信，打退堂鼓，既出乎意料，也在情理之中。
在担任翰林院编修五年之后，即嘉靖三十三年（1554），他以健康不佳为理由，辞职回乡。对于从不言败的张居正而言，无疑是一件咄咄怪事，需要细细的分析。回家休养身体，固然是一个理由，但这个理由太不充分真正的理由是对于政坛高层的权力争斗感到彷徨，无所适从，不如跳出圈子，图个清静。这完全不像张居正的性格，他后来身处权力中心，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地玩弄权术，与此形成强烈的反差。
五年之前，他**次表露自己的治国理念。嘉靖二十八年（1549），他向皇帝呈上了一份奏疏——《论时政疏》。这份奏疏指出了朝廷政治的病症，关键在于皇帝沉迷于道教，不理朝政，拒绝大臣的批评，导致政局日趋紊乱。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宗室藩王骄纵恣肆，官吏荒废本职工作，吏治因循腐败，边防武备废弛，财政连年赤字。应该说，这些批评都是抓到要害的。为了使得皇帝能够接受这些意见，他语重心长地说：臣听说英明的君主不会憎恶臣下言辞危切的进谏，因而在青史留名；仁人志士不回避杀身之祸而向皇帝直言进谏，使得国事避免失误，因而功勋流芳百世。
然而，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不喜欢臣下向他谏诤，听不得批评意见，小小的翰林院编修的奏疏当然不在他的眼里。张居正满怀希望的进谏，一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这令他感到伤心，对朝政感到失望，这恐怕是促使他辞职回乡的一个原因吧！
但是，还有更加震撼的事件发生，促使他断然下定决心，暂时离开这个是非之地。那就是内阁首辅夏言被处死事件，这毫无疑问是政坛大地震，是当时*具震撼力的爆炸性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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