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本书特色

出版说明
现代史学越来越不满足于文献资料，而求索于人们的记忆。于是，口述史于20世纪40年代在西方勃然兴起，20世纪80 — 90年代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口述史让历史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使历史更加鲜活、生动。口述方法更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因为许多事件的当事人健在，他们能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生动地诉说自己参与的那段历史。
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强盛，谱写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zui为壮丽辉煌的篇章，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是一项应大力加强的工作。毫无疑问，参与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的老同志的记忆对于国史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作为国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建立伊始，就十分重视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并由《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陆续发表了一些口述史方面的成果。我们意在将这些成果汇集出版，并由此进一步萌发出版《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想法，以此汇集和整理亲历者记述当代中国史的资料。在酝酿这套丛书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
《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的首要宗旨是存史，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提供可信的史料。而史料的生命在于真实性。因此，丛书所收以亲历者的叙述为主体，无论是口述、自述，还是回忆录，都必须是亲历者作为事件的当事人、决策者或参与者对事件的叙述；而且必须是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叙述。当然，完全避免情感的因素不仅不可能，而且会使之失去鲜活性。但情感的倾诉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如果是对口述的整理，整理者应对事件背景有必要的了解，要对关键的情节、关键的人物以及时间、地点作必要的查证。同时，要理顺叙事逻辑。文采不求飞扬，但必须成诵。
这项工作既已开始，就要扎扎实实做下去。亲历的内容十分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及个人生活史、家族史都可涵盖；亲历者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总之，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本丛书的作者。他们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叙述当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记录下一个比较真实的当代，对于丰富国史内容，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经验，资政育人，都是大有裨益的。
我们希望本丛书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者的资料库，成为各级领导干部增益智慧的智囊团，成为关心共和国成长和命运的中国公民的图书馆。
当代中国出版社编辑部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1977—1980年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同志的秘书，由于工作原因，近距离地接触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一些高层决策过程。在本书中，作者从独特的视角，对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前的背景、会议期间的进展，以及会议文件的形成等三个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重点叙述了会上关于若干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个别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的问题、中央人事安排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主题报告”的形成情况。既具有宏观的历史高度，又不乏微观的历史细节，有助于读者全面、准确地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意义。

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目录

一?引?言

1975年邓小平复出抓整顿，决定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牵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政研室被“四人帮”指为“邓记谣言公司”、“翻案风的黑风口”。

“四人帮”粉碎后，出现“两个凡是”的方针，政研室不仅不能恢复工作，反被勒令撤销。

直到邓小平再次复出，政研室才得以保留，胡乔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改名后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并出席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二?会议之前的若干情况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但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议题和全会要解决的问题，都不是后来全会公报说的主要内容。这个变化是偶然的、突然的，还是必然的、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的？

（一）关于确定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早在1975年，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实质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在东北等地“点火”，提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的“底”在哪里的问题，实质仍然是要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胡乔木针对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关于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需要的说法，指出这个理由不妥。

（二）关于要求对经济体制进行认真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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