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 内容简介

　　王曾瑜（1938年-），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汉族，上海市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在世的宋史大家目前有两位，一位是史金波先生，另一位就是王曾瑜先生，王先生比史金波长两岁，明年是王曾瑜先生的80大寿，长江学者李华瑞先生将宋史界以北京大学邓小南为代表的宋史研究学者以及邓先生门下的徒子徒孙的论文进行整合，集结成《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于2018年5月出版作为先生80岁生日祝寿文集。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 目录

目录
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 张邦炜（1）
宋代路级地方行政区划虚与实 龚延明（27）
试论宋代资序体制的形成及其运作 邓小南（41）
走出“汉学心态”：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刍议 包伟民（55）
宋代的诚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罗家祥 高士捷（67）
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 葛金芳（81）
宋代“衣服变古”及其时代特征——兼论“服妖”现象的社会意义 刘复生（98）
对王安石县政思想的历史思考 虞云国（109）
道统之争与政统之争：两宋时期的一桩公案 汤勤福（120）
宋代的家内神崇拜 范 荧（136）
宋代奴婢问题再探讨 戴建国 刘宇（151）
拨云见日 激浊扬清——评王曾瑜先生《尽忠报国：岳飞新传》 赵治乐 杨果（167）
“玄武门之变”探源 魏明孔（174）
叶适经济思想在海外——以哥大和京大为中心 叶坦（181）
南宋女儿继承权的考察——《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再解读 邢铁（197）
宋代女性形象背后的社会性别观念与阶级分层 程郁（205）
《营造法式》与宋代建筑领域中的经济管理问题 王兴文 吴梦柔（221）
学术史视野下的历史研究与宋代纪实小说创作——王曾瑜先生“宋代纪实小说系列”述评 刘红（233）
对南宋《龙泉志》及其作者的重新解读——兼论南宋《青田志》《缙云志》的编纂 王菱菱（243）
浅析《宋人佚简》中的官称过呼问题 杨倩描（255）
宋代民间的武器及政府管制 程民生（263）
唐宋之际陆路与海路东西交通比较 李华瑞（283）
宋代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消亡及其影响 陈峰（295）
蒙哥钓鱼城之败与忽必烈灭宋之成 姜锡东（306）
论党项宗族 杜建录（318）
论“临川之辨”——朱熹、陆九渊关于王安石其人其政其学的争辩 王书华（329）
秦桧与王安石新学 高纪春（344）
耶律乙辛集团与辽朝后期政治格局 王善军（360）
胡应麟《华阳博议》编成时间考 王嘉川（377）
宋代乡役人数变化考述 刁培俊（387）
《碛砂藏》宋人题记研究 游彪（403）
王安石市易法与政府购买制度 李晓（420）
清规考述 沈冬梅（435）
辽金元贵族政治体制与选官制度的特色 关树东（446）
元朝城市公共空间夜禁考论 王茂华（457）
宋代地方豪民与政府关系研究 贾芳芳（465）
岳家军指挥机关的名称与演变 史泠歌（477）
宋儒在《治平要览》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韩］洪承兑（485）
合变时节：北（宋）嘉祐、治平年间理财思潮初探 任仁仁（497）
略论元丰改制前北宋“司天台（监）”的机构设置及其管理绩效 吕变庭（506）
西夏的“二十四节气” 彭向前（522）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方剂注释初探 韩 毅（530）
论宋代地方政府缩减行政设施修建费用的举措 王晓龙（542）
金代收藏行为分析 符海朝（554）
南宋东南地区民事案件执行状况考述——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财产案件为中心 高楠（570）
俄藏黑水城金代《西北诸地马步军编册》新探暨重命名 范学辉（579）
论蔡京茶法与宋徽宗时代财经领域的中央集权 杨小敏（594）
宋代州县仓管理制度初探 杨芳（608）
才兼文武：宋初能吏何亮考论 邱志诚（620）
宋代胡寅《叙古千文》研究 纪雪娟（634）
水洛城事件再探究 刘双怡（646）
北宋废止皇帝“田猎”之礼考述 孙方圆（655）
附录：王曾瑜先生学术编年 李晓 沈冬梅 关树东（667）
后记 李华瑞（678）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 节选

　　《王曾瑜先生八秩祝寿文集》：　　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西方汉学的问题。　　简单说来，西方人之所以研究中国，自然是出于他们了解中国的需要，以及反映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汉学日益成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必然趋势。不过深究起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无疑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因而变得复杂起来。　　*早较有系统地观察了解、进而初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是从明代末年开始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这批“上帝的仆人”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之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扭曲了历史的真相，已是学界常识。出于更有效地向中国民众传播“上帝福音”的需要，基于对中国社会主导阶层的认识，在利玛窦（Matteo Ricci）从*初穿着僧服，到后来更换为儒服的所谓“易服事件”之后，耶稣会士们将传教对象集中在士人阶层，并在反馈回西欧本土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信息中，尽量放大其作为一个由知识阶层所管理的“开明君主制”的形象，这既是为了尽可能地将他们在东方的传教事业描绘得前途光明，以便争取本国教会信众的支持与捐资，更是对当时西欧贵族专制君主统治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以致后来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得以借用耶稣会士所告诉他们的关于东方“开明君主”制度的信息.来批判西欧的君主制度，从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以偏概全的盲人摸象故事。“冻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逸事，无非告诉我们，一个文明对于另外一个文明的了解，无不出于实际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有时就可能扭曲学者观察的眼光。当今西方世界之研究中国，也未脱离这一规律。　　当今以美国学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研究，是在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的政府部门与一些私人基金会资助汉学研究项目，曾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背景，那么，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个体学者的一些研究项目呈现出多样化的价值取向，比较显见。尽管如此，在观察与被观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前者作为主体的地位不可能改变。也就是说：研究者总是会站在自己的立场之上，对研究对象进行观察，以满足于自己为目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明显的”他者“，撇开那些政治、宗教等因素，对于西方的研究者来说，它的意义何在呢？　　以西方学界为主导的近代学科体系建立以来，尽管因为西方文明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根深蒂同的弊病，有时也使得其学界困惑与沮丧；或者因为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促使着学者们去反思他们观察非西方世界的眼光是否客观，于是才有了所谓”中国中心观“命题的提出。但究其根本而言，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研究，都是为了构建一个在他们看来可能更为客观、更为正确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主体自然只能是西方的，而不可能是其他。在这里，它者只能是西方的一个映衬物。一些学者的研究个案给了我们很好的例证。张西平曾举法国汉学家于连（Francois Jullien，1951-）的例子来做说明。于连认为只有从外部来重新审视欧洲，欧洲才能获得F{我的认识。他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唯一拥有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异域’，只有中国。”因此，于连是为了解决欧洲思想的问题，而找到了中国，他研究中国不是为了做一个汉学家，而是做一个欧洲的哲学家。中国不是他的目的地，只是他为冲破欧洲思想的藩篱所反思自己的工具，他的目的地是希腊，是欧洲。　　与于连相似但更具普遍性的例证，则是在西方汉学界著名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1925-2008）莫属。国内有不少学者曾将施氏所谓中国帝制后期的“基层市场理论”，即城镇分层与正六角型分布结构，应用于不同的地区，试图“检验”其假说的适用性。不过往往都会发现，或者某地城镇的分布，仅“在某些方面与施坚雅模式存在一定的吻合”，或者不得不直言“施竖雅的‘作为社会体系的市场结构’的基层市场理论似有修正的必要”。“。也有学者采用实证的方法，建构了清代华北及陕甘两个不同区域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据此对施坚雅分区理论从历史学方法的角度提出异议，认为无论是清代中期还是清代末年，中国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城市人口等级模式。上一级城市人口与下一级城市人口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之间表现为非常复杂的关系，城市等级与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呈现较大的差异。施氏试图建立一个统一模式的做法，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殊不知，施坚雅作为一个经济人类学家，其*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模型，中国历史只不过是他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素材。他所建立的分析模型是否能够吻合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各种复杂情形，本来就不是他的目的。所以才会有“大多数学者觉得施坚雅的分析模型过于规则和‘理想’”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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