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论三国(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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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俊论三国(上下卷)

沈伯俊论三国(上下卷)

作者:沈伯俊, 著

开 本:其他

书号ISBN:9787564364403

定价:138.0

出版时间:2018-11-01

出版社:西南交大出版社

沈伯俊论三国(上下卷) 相关资料

大凡为别人著作作序,*常见者为对该著作思想性、科学性、学术价值做总的评价。我为伯俊先生此书作序则是例外。一则当我为此书作序时,伯俊先生已经作古。俗话说“盖棺论定”,此时应当借此序对作者从人品到学问做一比较全面中肯的评价。二则因为伯俊先生生前把我引为知己。我和伯俊先生相识十八年,记得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对他的学生说,有一个成语你们应当知道,“白头如新,倾盖如故”,在解释完成语意思后,又补充说:“我和满仓的关系,就属于倾盖如故。”作为知己,我想为此书作序的内容,既应该评价本书,也应该评价作者本人。 我想用五个字评价本书及作者:诚、真、恒、才、勤。伯俊书房自命名为“诚恒斋”,因此,“诚”“恒”是我对伯俊先生自我评价的认可,后三个字是我对其人品学问的补充。 伯俊先生之诚,首先是待人之诚。2000年的一次三国学术会上,我与伯俊先生*次见面。当时他将其大作《三国漫话》送给我,出于初见的礼貌,我除了表示感谢之外,还表示希望经常互相进行学术上的切磋交流。他当即表示赞同,并风趣地说:“常联系,多交流,我可是认真的呦!”果然,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通过电子邮件、互赠书籍、共同出席学术会议、一起参加学术活动、同时接受电视采访、赋诗唱和等多种形式进行着,并且越来越密切。伯俊先生去世后,他的朋友、学生纷纷撰文回忆和悼念。其中他的日本学生伊藤晋太郎这样写道: 在成都时,我每周到沈老师家请教一次。老师儿子跟我同岁,所以老师将我看为家人,甚至视为第二个“儿子”。有时也觉得他太担心我。一天,我们一起骑车去市中心,他对我说了好几次“看前面!”我们在一起时,他往往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冬天,他常常提醒我多穿衣服。 上述两件小事,足以反映出伯俊先生待人之诚。 在汉语词汇中,真与诚如影随形。伯俊先生待人之诚,也是其“真”的一面。除此之外,我要着重说的是他在学术上对“真”的追求。例如在诸葛亮研究方面,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有些人并未经过认真研究,便对重大问题轻下断语;有些人缺乏对古人的“同情之理解”,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随意抛出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为了耸人听闻,不惜曲解史实,厚诬前贤。轻下断语者如对“三顾茅庐”史实的看法,有人说,“三顾茅庐”的逻辑结论“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因为诸葛亮是一定要出山的,而刘备则是他*愿意选择的明主;与刘备相比,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更小,甚至别无选择。因此,他不可能在隆中坐等“三顾”。也有人利用裴松之注引《魏略》的一条材料,证明诸葛亮拜访刘备在先,刘备三顾茅庐在后。还有人说:“论治国,诸葛亮*一流;论军事,诸葛亮*不是一流。”厚诬前贤者如“借刀杀人”论,把荆州的丢失、关羽麦城身亡,归咎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说什么关羽、诸葛亮之间不仅有争夺权力的暗斗,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蜀汉争夺天下的政治与外交主张截然不同。联吴抗魏是诸葛亮外交战略的核心,成为其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外交政策。但关羽却丝毫不能理解诸葛亮的良苦用心,在联吴抗魏的大政方针上处处与诸葛亮作对。由此足见,关羽的所作所为完全破坏了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于是诸葛亮便假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这些说法,或出于现身高价出场费商业活动的“明星学者”,或出于在媒体上风靡一时的“专家学者”。对这些不严肃、不真实、不科学的观点,伯俊先生在《为诸葛亮析疑辩诬》一文中据理力争,据实辩驳,表现出严肃学者的学术良心和追求真实的态度。 为求历史真实,伯俊先生不惧向知名大导演的作品发出质疑。2008年,吴宇森导演的电影《赤壁》上映之后,赞美声此起彼伏,吴宇森自己也称,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的,是一部纠正《三国演义》对历史人物的“歪曲”,恢复其本来面目的历史正剧。电影宣传海报也以“英雄重聚,史诗归来”相标榜。对此,伯俊先生撰写了《三问电影》一文,指出:“一部真正优秀的电影,一部希望‘具有世界水平的电影’,绝非仅仅是一种视觉享受;它必须具备丰厚的文化内涵、深刻的人文精神、强大的心灵震撼力。”而电影《赤壁》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文中伯俊先生用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电影《赤壁》与其说是根据史书《三国志》改编,倒不如说是以《三国演义》为基础的故事新编;由于吴宇森对汉末三国历史的理解比较肤浅,又过多地受制于商业利益,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他常常偏离自己的初衷,使整部电影未能成为具有足够思想深度的历史正剧,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一部主题模糊、意识平庸的娱乐传奇。“诗史”没有归来,却成为一道票房收入可观、投资方喜笑颜开的商业盛宴。这些评论,毫无疑问揭示了所评对象*真实的一面。 关于伯俊先生之“恒”。刊载于《廉政周刊》上一篇介绍文章中,有一句话说伯俊先生“这辈子就献给《三国》了”,非常形象生动地体现了“恒”字。从1981年进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伯俊先生就与三国研究结下不解之缘,整整37年,始终在这片学术土地上耕耘,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伯俊先生一生,出版与三国研究有关的著作20余部,学术论文、随笔、札记、鉴赏文章300余篇。其中*特色、*富创新意义、*有生命力的,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这些整理本,被学界同行称为“沈本《三国》”。这些成就的取得,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是伯俊先生持之以恒不懈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伯俊先生毕生心血的结晶。 伯俊先生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他校古本自成一家,编词典详而周密,论要旨入木三分,评人物鞭辟入里,吟古诗中规中矩,赋新词热情奔放,赏文艺见解独到,吹笛萧婉转动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充溢着一股才气。 一篇缅怀伯俊先生的文章,是这样描述他的勤奋的:“靠在书房的椅子上睡了三个小时,醒来时凌晨一点”“梦醒时分,又该回到《三国演义》的世界里了”。这就是说,白天忙一天,晚上十点睡觉,凌晨一点又醒来工作。我相信这是真实的描述。因为在诸葛亮研究中心揭牌仪式的前一天,我作为被聘请的学术委员来到成都,看到他为第二天的仪式一直忙碌到很晚。第二天见到我,告诉我昨天熬了一个通宵,以完成计划中白天来不及做的任务。这种情况在我们多次学术活动相遇时发生,因此,我觉得这是伯俊先生工作的常态。我也常常劝他注意身体,不要熬夜,他总是说:“习惯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沈伯俊论三国》,是一部对三国的历史文化从各个层面进行探讨的著作,有对《三国演义》诸多疑点进行考辨的,有评价《三国演义》思想艺术的,有对《三国演义》人物形象进行分析的,有对《三国演义》研究状况进行综述的。我相信,读者从中不仅能受到思想的启迪,汲取知识的养分,也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学识、才华和品质。 梁满仓 2018年9月25日于北京南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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