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精装) 本书特色

唐代的统治者一般都崇信佛教，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早期重道崇儒，但并不排斥佛教，偶尔也利用佛教。如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据《全唐文》（卷五）记载，唐太宗曾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云：“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籍方命，封树纪于邱坟；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史。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侶，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清）董诰，《全唐文》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这就说明唐太宗还是相信佛教某些理论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并带回来大乘佛经，唐太宗派房玄龄前去迎接。当玄奘回到长安后，还积极为玄奘提供译经场所。唐太宗晚年，亲听玄奘讲佛论法。这些事例都说明唐太宗并没有反对佛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较为支持。此外，唐太宗还首度诏示佛骨，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上奏，开启法门地宫，以示佛骨。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文：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法苑珠林》卷38，《大正藏》第5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唐太宗对佛教的优容态度，是佛教在李唐王朝能够发展到极盛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佛教，尤其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高宗李治身居太子时，为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大慈恩寺；显庆四年（659年），奉迎佛骨舍利，《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文云：贞观“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口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再于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法门寺，前后历经四年，规模可谓宏大。这一时期石窟也大量开凿。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制造舆论而称帝，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大云寺，修铸佛像，采取了举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华严宗的创立便直接受益于她的大力支持。此外，她还接待各方译僧。鉴于禅僧在民众中影响日益上升，她对著名禅师待以师礼，助长了禅宗的发展。武则天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5《苏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8页。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唐玄宗曾经有意识地改变开则天时期的国策，如对佛教不再狂热推崇等。但实际上唐玄宗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佛学中因果报应的迷信，他对佛教的不良现象只是稍加抑制，其实他在位的前期，对佛教也是持以支持态度的，如他支持“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密宗。特别是唐玄宗亲自受不空灌顶为菩萨戒弟子，这在帝王中也是少有的。唐玄宗之后的诸帝迎佛骨达到狂热，也是历代*的。唐代的佛教达到鼎盛。唐代皇帝在奉迎佛骨的同时，也进行大量布施。《资治通鉴》就有类似的记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师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相侈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13页。唐代皇族对佛教的信仰，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释囚、祈雨等，以及对一些高僧大德给予很高的礼遇，如赐紫、赐号、赐爵等，还给予一些高僧国葬之礼。按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所穿官服是紫色，而五品以上是绯色（大红），但有时一些品级不够的官员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着紫服。唐朝时期的一些大德高僧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紫袍。唐文宗时，高僧宗密被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被赐紫。有的高僧也被赐号，这些号主要有谥号、国师号、名号等。武则天赐华严宗高僧法藏为康藏国师，又封赐其为贤首的名号。唐玄宗赐密宗高僧金刚智“国师”称号，后又赐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赠赐密宗高僧不空为“司空”，更加“大辩正”的谥号。有时还赐给高僧以官爵，唐玄宗恩赐善无畏为鸿卿，代宗时，赐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还恩赐不空为肃国公，并且食邑三千户。在助推佛教大力发展的同时，朝廷也在强化对佛教的管理。唐初，朝廷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僧团管理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于此期间的兴盛。唐代的僧团管理制度大致包括：僧众法律地位制度、僧尼度牒制度、僧籍管理制度、佛寺营建制度以及佛教官寺制度等。除武宗外，代宗之后基本上都能保持大体良好的政教关系，这是五台山景观资源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力量给予佛教鼎力支持，佛教反过来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为唐代互动良好的政教关系。 唐代的统治者一般都崇信佛教，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早期重道崇儒，但并不排斥佛教，偶尔也利用佛教。如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据《全唐文》（卷五）记载，唐太宗曾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云：“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籍方命，封树纪于邱坟；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史。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侶，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清）董诰，《全唐文》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这就说明唐太宗还是相信佛教某些理论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并带回来大乘佛经，唐太宗派房玄龄前去迎接。当玄奘回到长安后，还积极为玄奘提供译经场所。唐太宗晚年，亲听玄奘讲佛论法。这些事例都说明唐太宗并没有反对佛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较为支持。此外，唐太宗还首度诏示佛骨，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上奏，开启法门地宫，以示佛骨。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文：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法苑珠林》卷38，《大正藏》第5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唐太宗对佛教的优容态度，是佛教在李唐王朝能够发展到极盛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佛教，尤其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高宗李治身居太子时，为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大慈恩寺；显庆四年（659年），奉迎佛骨舍利，《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文云：贞观“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口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再于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法门寺，前后历经四年，规模可谓宏大。这一时期石窟也大量开凿。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制造舆论而称帝，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大云寺，修铸佛像，采取了举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华严宗的创立便直接受益于她的大力支持。此外，她还接待各方译僧。鉴于禅僧在民众中影响日益上升，她对著名禅师待以师礼，助长了禅宗的发展。武则天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5《苏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8页。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唐玄宗曾经有意识地改变开则天时期的国策，如对佛教不再狂热推崇等。但实际上唐玄宗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佛学中因果报应的迷信，他对佛教的不良现象只是稍加抑制，其实他在位的前期，对佛教也是持以支持态度的，如他支持“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密宗。特别是唐玄宗亲自受不空灌顶为菩萨戒弟子，这在帝王中也是少有的。唐玄宗之后的诸帝迎佛骨达到狂热，也是历代*的。唐代的佛教达到鼎盛。唐代皇帝在奉迎佛骨的同时，也进行大量布施。《资治通鉴》就有类似的记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师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相侈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13页。唐代皇族对佛教的信仰，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释囚、祈雨等，以及对一些高僧大德给予很高的礼遇，如赐紫、赐号、赐爵等，还给予一些高僧国葬之礼。按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所穿官服是紫色，而五品以上是绯色（大红），但有时一些品级不够的官员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着紫服。唐朝时期的一些大德高僧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紫袍。唐文宗时，高僧宗密被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被赐紫。有的高僧也被赐号，这些号主要有谥号、国师号、名号等。武则天赐华严宗高僧法藏为康藏国师，又封赐其为贤首的名号。唐玄宗赐密宗高僧金刚智“国师”称号，后又赐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赠赐密宗高僧不空为“司空”，更加“大辩正”的谥号。有时还赐给高僧以官爵，唐玄宗恩赐善无畏为鸿卿，代宗时，赐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还恩赐不空为肃国公，并且食邑三千户。在助推佛教大力发展的同时，朝廷也在强化对佛教的管理。唐初，朝廷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僧团管理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于此期间的兴盛。唐代的僧团管理制度大致包括：僧众法律地位制度、僧尼度牒制度、僧籍管理制度、佛寺营建制度以及佛教官寺制度等。除武宗外，代宗之后基本上都能保持大体良好的政教关系，这是五台山景观资源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力量给予佛教鼎力支持，佛教反过来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为唐代互动良好的政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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