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人被杀，主要是波黑穆斯林。这场战争以在美国俄亥俄州签署的“戴顿和平协议”结束。亨廷顿把这场战争说成是断层线上的战争。然而他的分析与结果是矛盾的，和平协议的调停者是基督教的美国，也就是说美国帮助波黑穆斯林避免了更大的杀害，而且，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接受了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难民。虽然亨廷顿说这是特殊情况，但事实是这种特殊情况一直继续：在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冲突中，属于西方文明的北约一直支持科索沃的穆斯林阿尔巴尼亚人；而穆斯林的利比亚和伊拉克却站在东正教的塞族一边。显然，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社会政治选择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并不像亨廷顿的理论所说的那么简单，同一文明的亲缘国家会彼此团结在一起。根据人类学家凯斯·布朗(Keith Brown)的实地考察，文明的亲缘归属是十分复杂的，巴尔干半岛人民的相互关系跨越了原始文明的归属，而按照亨廷顿的文明划分，那里的人民永远不可能友好相处。

实际上，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绝对的文化边界。人类学家托恩·布林加（Tone Bringa）从1988到1993年在波斯尼亚进行了六年的实地考察，她注意到，战争之前，在她进行实地考察的村庄里，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天主教克罗地亚人是混居的，两个不同宗教的社群互相帮助，他们不仅互相帮助建设天主教堂和清真寺，而且还互相参加彼此的礼拜仪式，在日常生活中也互相帮助，例如帮助建造房屋等。在许多地方，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之间的通婚也相当普遍。

因此，亨廷顿的论点——冷战之后世界的主要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靠不住的。《文明的冲突》出版前后的一些事实，同样也可以证实他的论点是错误的。例如，卢旺达的胡图族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杀死了一百万图西人，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哥伦比亚为控制可卡因贸易的内战使上百万人离乡背井，并导致了数万人的死亡；克什米尔穆斯林为争取政治独立既反对印度教的印度也反对穆斯林的巴基斯坦；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一些阿拉伯政府明显支持美国介入反对另一个阿拉伯政府——伊拉克；阿富汗内部的暴力也造成了阿富汗人自己伤害了数千自己的同胞。

此外，亨廷顿不仅没有考虑世界多元文化的复杂性，而且也忽视了文化内部的变化。他对伊斯兰世界的人民和文化的论述，最明显地体现了这点——他把伊斯兰看成是一个单一的集团。他说，“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假如亨廷顿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说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同一个文明群体。但情况是否如此呢？如果就多数人是穆斯林而言，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都是穆斯林国家，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决不亚于他们之间的相同之处。非常明显，在这两个国家，伊斯兰的道路是不同的。摩洛哥的伊斯兰激进、活跃，固守教义，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是混合的，多种多样，随环境而变化。事实上，两个国家宗教实践的名称相似或相同，并不一定表明真正的实践也是一致的。因此，如果说在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并不能说明问题。这从他们对外部事件的不同反应也可以得到证实。例如在欧洲殖民主义初期，伊斯兰世界的反应——保护经文运动（倡导回到宗教的本源，避免殖民主义的陷阱），在两个国家就有不同的选择。印尼的讲经者力图把科学和世俗思想描述为伊斯兰的一种表达，只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述古兰经已经说过的东西；而摩洛哥的讲经者则力图从伊斯兰排除所有的迷信（包括科学），以便回到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的原始信仰。但是，在亨廷顿非常广泛的分类中，人们看根本看不到两个国家之间的这些不同点，他只是把它们笼统地作为同一个文明的一个部分。即使对“9.11”事件，穆斯林国家的反应也明显不同，完全不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盖洛普在九个穆斯林国家（其人口大约占全球穆斯林的一半）所做的民意测验表明：“在受调查的人当中，2/3人认为9.11的攻击在道德上是错误的……”

总之，亨廷顿如此笼统地界定文明、文化、身份和全球化等概念，不仅会误导对形势的判断，而且也歪曲了社会文化现实，与人类在实际境遇中的经历大有出入。他对冷战后全球特征的概括，即世界由七、八个不同的、明显分割的文明构成，无疑是不能成立的。正如爱德华·萨伊德所说，“今天，哪一种文化——不论是日本的、阿拉伯的、欧洲的、朝鲜的、中国的还是印度的——不曾与其他文化有过漫长的、密切的、特别丰富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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