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幼时张伯苓曾体弱多病，在北洋水师学堂他不但得到游泳、单杠、双杠、兵式体操等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的训练，而且学会了击剑、拳击、哑铃、足球、跳栏、竞走、跳远、跳高等外来的体育项目。体育锻炼和重视习武让张伯苓的身体变得健康而强壮，他对各种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都很热衷，并且样样精通，尤其擅长爬桅杆，他爬桅杆速度之快闻名全校，年年夺标。
2. 威海卫与巴黎
1894年，十八岁的张伯苓以**名的优异成绩在北洋水师学堂第五期驾驶班毕业。正当他壮怀激烈地投身军旅生活，憧憬着驾驶战舰、抵御列强、报效国家的前景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
张伯苓来到山东威海卫刘公岛北洋水师驻地，听到的是中国海军惨败、几乎全军覆没的消息，而整个北洋水师竟然没有一艘可供水师学堂毕业生实习用的舰艇，让张伯苓无比悲愤，受到极大的刺激。随后，他在刘公岛目睹了一个英国兵和一个中国兵站岗的情景：那英国兵，身体魁伟，穿戴得很庄严，面上露着轻蔑中国人的眼神；而中国兵，面色憔悴，两肩高耸，身穿一件破旧的衣服，胸前有个“勇”字……
在张伯苓的眼里，这两个兵真有天地的分别，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他站在刘公岛的海岸，眼望苍茫的大海，耳听着海浪拍岸，心潮澎湃。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苦苦思索并寻求的海军救国之路却救不了中国！看来，国家的强弱固然与国防武备有重要关系，而更重要的是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体魄健康状况，在现代世界中欲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因为无船实习和操练，张伯苓与他的同学们不得不回家待命。
　　就在张伯苓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而愤懑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也有一位爱国志士在为他的祖国的命运而忧心忡忡。他叫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DeCoubertin，1863—1937），1863年1月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家庭。顾拜旦是家中*小的孩子，从少年时代就对体育有了广泛的兴趣，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对文史课程有浓厚的兴趣，并饶有兴味地涉猎了古希腊的灿烂文化。中学毕业后，他先入军事学院就读，继而攻读教育，后又赴英国留学。那时，他对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失利深感痛心，希望通过改革教育，增强民众体质，来振兴法国。
在古希腊文化熏陶和当时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下，顾拜旦萌发了改革法国教育制度和倡导体育运动的思想。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听从父母的规劝，选择了从事教育和体育的道路。回国后，他陆续发表了《教育制度的改革》、《运动的指导原理》等一系列著作，提出不少改革教育和发展体育的建议，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1888年，他就任法国学校体育训练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翌年，他代表法国参加了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体育训练大会。与会期间，他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体育发展的动态，敏锐地感到近代体育的发展正在走向国际化。
1890年，顾拜旦生平**次访问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发源地——希腊的奥林匹亚，产生了举办由各国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想以此增进各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经过顾拜旦及其同事们的精心筹备，1894年6月在巴黎胜利召开了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大会。来自15个欧美国家的79名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一致通过恢复奥林匹克运动的宪章，确定了现代奥运会的宗旨。为了筹办现代奥运会，还正式成立了奥运会的永久性的领导机构——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希腊著名诗人维凯拉斯被选为**任主席，顾拜旦当选为秘书长。
张伯苓比顾拜旦晚出生13年，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1894年，当顾拜旦在巴黎致力于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时候，张伯苓在威海卫正经历着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他们虽然由于地域的阻隔而无缘谋面，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将教育与体育结合起来，改变与提高国民素质，建立一个团结、友谊、美好的新世界等理念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激情与追求。果然，在顾拜旦建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几年之后，张伯苓开始了教育与体育的艰难跋涉。
3. 创办南开中学堂
1896年春天，张伯苓重返威海卫，进入通济号实习舰做见习军官。其间，他遭遇了终生难忘的国耻：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已由日军占领的中国威海卫军港交还中国，然后转租于英国，张伯苓随舰奉命前去办理交接。
两天的时间里，在本来属于中国领土的威海卫军港，年轻的爱国军人张伯苓目睹了“国帜三易”的耻辱。事后，他无数次地向人们讲述：“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张伯苓痛感，中国虽大，历史虽久，但人落伍了。他说：“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1898年11月，张伯苓怀着上述信念，愤然离开海军，回到天津，弃武从文，投身教育救国。当时的天津，有一位名叫严修的爱国人士。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曾授晚清翰林院编修，任贵州学政。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严修在痛心疾首之余，更多地是在思考中国的图强之路，痛感“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1897年10月，他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就奏请清廷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被梁启超称为“戊戌变法之源点”。
张伯苓回到天津的时候，恰逢严修也辞官返回天津。严修是革新派，不让子弟死读“四书五经”，而要学习英文、数学、物理等新课程、新知识，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张伯苓正长于这些课程。于是，严修聘请张伯苓到自己的家塾当了教师，以新学传授严家子弟。张伯苓平素景仰严修的道德文章，视严修为师，严修也视张伯苓如友，两位先生志同道合，联手开始教育救国的奋斗。不久，天津邑绅、盐商王奎章也设家馆，延请张伯苓教授王家子弟，是为王馆。彼时，严馆、王馆共有学生十余人，张伯苓分为上下午两处授课。
张伯苓在严馆肩负英语、数学、理化等课程的教学，同时增加操身（即体育）课程。他依照北洋水师学堂的体操用具，绘制哑铃及木棒图样，请木匠制作，供学生使用。练习跳高没有竿、架，他就用椅子架一条帚竿。学生的辫子起初常把竿碰掉，他们后来索性盘起辫子、脱下长衫去跳。练习体操没有木马，他就让学生曲身，两手撑膝，代做木马练习腾越。张伯苓用西式体育教学实践，**次敲开古老的中国塾馆的大门，它比清廷《奏定学堂章程》中规定的学堂开设体操课要求提早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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