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广泛利用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国内外更容易展开各种交易、融资和投资，更多地利用廉价的非正式劳动力以实现工资成本的“合理化”。其结果，使得日本的制造业企业乃至商业和金融部门的企业也容易实行跨国公司化。同时，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增加了在日本的销售和投资，与日本企业在国内外的合资和合作也增加了。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出现了大发展。通过这一过程，日本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各方面都以美国模式为全球标准，而且去努力顺应这一标准。可以说，日本的财经界接受了这一标准，把它看作是为了在世界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确保日本企业自由活动机会的必要的代价。
另一方面，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大多数工薪阶层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经济生活日趋恶化，以代表和保护这些人利益为职责的工会的社会力量也明显弱化。日本的工会组织化率（参加工会工人占所有工人的比率）在战后初期曾经一度高达50％，后来，随着就业的增加，1953年下降到40％以下，尽管如此，到1970年也仍然维持在35．4％。但是，到1983年下降到30％以下，到2003年6月进一步下降至19．6％。随着工会组织化率的下降，其谈判能力和战斗性也极大地降低。
特别是1985年作为临时行政改革路线的重要一环推行了国有铁道公司、电报和电话公司、烟草专卖公司这三家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减轻由国有铁道公司的赤字所造成的国家财政的负担，通过出售各民营化企业的股票来获取财政资金收入，通过市场竞争原理增加企业的活力。但是，其背后还包含了另一个重要目的，即解散一直担当战后日本工人运动战斗先锋的公共部门（官厅和国企）工会。例如，在日本国有铁道公司被民营化分成6家JR公司的过程中，强行实施严厉的“合理化”，国铁或JR工人人数从1982年的大约40万人被削减到1987年的几乎一半，其中的工会会员在此期间从20万人急剧减少到4万人。这只能是直接或间接有选
择地解雇工会会员及其组织者的结果。对于没有被解雇的工会会员，各JR公司也强行实施了歧视性的工作职务调换和工作地点变更。对此出现了很多劳动争议。就涉及14000多名工人的131件争议案件，39个地区的劳动委员会认为企业违反了劳动法，提出了救济劝告，国际劳工组织（ILO）对此也给予了关注。尽管如此，各JR公司对这些劝告充耳不闻，政府和法院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尽管原国铁时期的解雇和工作调动不能说是JR的责任，但既然各JR公司从原国铁继承了业务、设施、人员等一切，上述说法从常识上就难以理解。如果容忍这种做法的话，那么只要把企业变更为新公司，就可以自由进行裁员和工作调动以对工会造成致命的打击而不受违法劳动行为的制裁。
在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中，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主要以国铁工会及其他公共部门工会为基础成为全国战斗性左派工会运动的中心。三家国企的民营化使这些工会及其组织者遭受到重大打击，对总评也造成破坏。尽管如此，面对以公共企业民营化形式对工人运动的新自由主义式攻击，日本的工会运动却没能有效地联合起来组织有力的反击。其原因之一可以说在于日本的工人运动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被分裂为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同盟）和总评两大派。与总评不同，同盟是以民间私人企业的工会为基础的，其方针是劳资协调和与财界合作。财界推行行政改革、实行公共企业的民营化，当然会削弱总评的势力，所以同盟也往往赞同。总之，随着总评的弱化，出现了日本工会运动的主导权向同盟转移的趋势，*终于1989年总评解散并与同盟合并，组成了作为新的工人运动全国中心的日本工会总联合会（联合）。虽然与其对抗的全国工会总联合（全劳联）联合了重视与日本共产党关系的工会组织，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协）也由总评系工会组织者领导发挥了共同战斗组织的作用，但是，日本的工会运动的主体力量还是被过去的同盟收编了。
总评的解散与日本左派工会运动的衰败对曾经以此为根基的日本社会党造成了重大打击。1991年的苏联解体一般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终结，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这一事件给标榜在日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党以严重冲击。因此，社会党将其纲领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现实”路线。另一方面，自民党也由于相继暴露出贪污腐败案件和党内派系对立而出现了危机，并且分裂，从而在1993年的总选举中败选下台。除自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7党联合组成的细川内阁诞生，到1994年由自民党、社会党、先驱党3党联合组成的村山内阁成立。在此期间，社会党相继妥协性地调整了拥护和平宪法、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并且于1996年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但是，从那一年的总选举开始实行的小选区制度对社会民主党造成了严重打击，整个90年代其议席大幅度减少，于1998年退出了联合政府。在所谓55年体制下，国会议席大约2／3归自民党、1／3归社会党的状况彻底改变。在2003年1 1月的众议院总选举中，社会党在480席中仅仅得到6席，曾经因社会党衰败而增加了若干议席的共产党也从选举前的20席大幅度减少到选举后的9席，民主党取代了过去社会党的地位占有177个议席，正在上升为与自民党并驾齐驱的两大政党。必须指出的是国家层面的政治出现了明显的总体保守化趋势。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给日本社会直接和间接带来的变化，同时也是使新自由主义政策容易实施的政治潮流。
在代表劳动大众的社会政治势力这样被弱化的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及其财政危机的重建所需的费用被转嫁给工人和社会弱势群体来承担的趋势越来越强。尽管高度信息技术的利用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但与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不同，实际工资增长出现停滞，奖金和加班补贴甚至有时连基本工资都被削减。以削减、解雇正式职工和增加廉价的非正式职工的方式来推行削减工资成本的“合理化 变得越来越容易。消费税明显是加重低收入阶层负担的大众课税，但在1989年以3％的税率开始实施后，到1997年税率被提高为5％。在2003年6月提交的政府税制调查会中期报告中，提出了将消费税税率进一步提高到10％以上的建议。小泉首相虽然声明在自己的任期内不实施，但有迹象显示在2006年秋季其任期结束后提税建议准备实施。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个人负担比率也于1997年从10％被提高到20％，到2003年又进一步被提高到30％。大众的负担，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负担被格外加重。根据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方针，法人税税率反而从42％被逐渐降低为30％，富裕阶层缴纳的所得税的*高边际税率也从75％被降低至37％，遗产税也被大幅度降低。可以断言，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解决财政危机的对策也明显表现出对劳动大众和弱势群体严厉而有利于资本主义企业和富裕阶层的阶级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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