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不改革，就必定萎缩，这是规律，不可阻挡的。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争论很大，笑我是“个体书记”（笑了起来）——不是老百姓，是政界的人背后这么说的。
经过对温州十三个县的调查，我们*后形成了一个报告《国有、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经济、个体经济“五个轮子”一起转》，报告中提出这样一个主张：在温州的主导经济不是国有、集体经济，而是个体私营经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定的领域，在某些生产环节，个私经济是主力军》，这篇文章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头版头条，还有《中国供销合作时报》，也是头版头条，时间记不清了。
我的一些想法都是从实践当中来的。我认为解放以后，我们在农村工作中曾出现过急躁冒进倾向的错误，*典型的就是“学大寨”，“小靳庄”我也去过。这些经验教训太深刻了，我们应该吸取这些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真正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
我们再从实际看，温州的经济是有生命的，这样的经济老百姓欢迎，国家也很欢迎。就在温州经济发展备受争议的时候，有些人提出温州是“偷漏税经济”，也就是说，温州富起来，是靠偷税漏税富起来的。我不否认温州有偷税漏税这种事情，但是当时我回答他们：我们温州国民收入100元钱，就有7元钱是税，这是全省都有名的。我请问，如果温州偷漏税多，那其他地方是不是就更多了？
其实呢，应该去研究的是如何对个私经济加强管理。当时中共浙江省委针对温州的情况，正式下文提出了六字方针——“教育、引导、管理”。“教育、引导”是要的，关键在于怎么理解“管理”。管理在强化了政府的职能的同时，还应该让市场经济畅通发展。我们今天经济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培育了市场环境，如果没有培养市场，那市场经济无从发展。温州市政府出台一系列促进温州个私经济发展的文件，那是因为发展个私经济，需要一个保护的环境，需要用旗帜鲜明的条款保护个私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它一定要有一个大的环境，也要有一个小的环境，*好的环境是一方官员的头脑要冷静，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长远利益出发。
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经济发展有它内在的规律。我们国家的金融机制是国营的机制，个私经济一发展，直接冲击了我国金融既有的模式，所以温州率先实施了新的金融浮动利率，率先开设钱庄，这在温州是不奇怪的事情，但是当时这样搞的确有争论。对温州这些新的金融现象，老百姓们说“好得很”。
由于国有银行对个私经济经营者的贷款有限制，这样个私经济经营者连着一两年吧，不跟银行打交道，他们向民间借贷，所以出现了民间金融倒台的教训。我到温州去工作**个就是一批“抬会”倒台。改革开放之后，银行还是实行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的政策是不行的。
企业发展*重要的就是产权明晰。当时温州有的企业生存的周期很短，什么原因呢，就是产权不明晰。当时温州农村的企业，如协办企业，实际上都是个人投资的，集体没有什么投资。所以1989年以前，我们组织了三十多人的工作组搞产权明晰，如果不搞产权明晰化，即使搞经济体制改革，那都是假的，没有落实到实处。中央调查组来温州调查，*后肯定这么做是对的。
我认为自己对温州所做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是搞股份经济。桥墩门啤酒厂我*熟悉了，现在那厂长已经去世了，我*早在那里作调查，啤酒厂的事也可以说是我导演的。
老百姓日子好了就好，我官大官小没有什么，死得早死得晚也没有什么，我想为老百姓办一点事，我想得很多。当时省里曾经要把改革试验区取消掉，我认为不能这么做，改革试验区这是中央决定的，省里无权取消，试验区的领导是由中央和省委干部担任的，中央的领导中有杜润生，这是有文件的。
温州经济发展中，一些国有企业倒闭，工人下岗，我们当时的政策是一个人补偿1万元钱。当时1万元相当于现在10万元，工人们拿到钱都非常高兴。这1万元，企业能拿就企业拿，企业拿不出就政府拿。
那时包括学校医院里的征用土地费长期解决不了，后来基本上都处理好了。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了，养老金、土地收益金都要征地单位承担，学校、医院用农民工也是没办法，必须要用。农民工每人拿了1万元，他们满意了，单位也就不用再给他们安排工作了，减轻了负担。农民工拿了钱做生意去，高兴得很。
市政建设我们那时开了个头，利用级差地租，改造了人民路。当时省里面跟我说停下“楼堂馆所”，我说我这个不是楼堂馆所，我没有搞楼堂馆所，我是改造人民路，而且是非政府投资的，是集资联建。我记得我们改造了28万平方米，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扩路，我是尝试一下，看看究竟怎么样，当时可以说走在全国前列。
社会保障简单地开了一个头，搞了一些试点，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中搞社会统筹，这是在1987年、1988年、1989年，三年实验。我们当时就怕把这笔钱挪为他用，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账户到个人。教育方面，我认为整个来讲，温州当时的教育是不错的，平心而论，某些县、某些乡村还是远远不够的。当时情况*清楚的还是宋文光，宋文光当时是试验区办公室的主任。
在温州几年，我没有在重大问题上犯错误。我的思想有点偏激，人们一下子接受不了。有人说，你这人太傻了，公开发言，暴露自己，这个不应该，要收敛一下。我态度很明确，错要错个明白，对要对得正大光明。
　　访谈感想
他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的*高领导。那时候，温州的私营经济比例已经占工业的40％、商业的50％和交通服务业的80％，温州成了全国*著名的私营经济的大本营。温州私营经济的发展虽然与他息息相关，但在上任的**天他却是带着一种极端不信任的眼光打量私营企业。“我是带着一大堆的问题到温州来的”，他说他在温州的几年，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要保护发展经济的排头兵，也就是保护私营企业。于是有了他在任时的许多“中国首创”：“个体挂户经营”、“私营企业”、“股份合作”，等等。
到底是支持还是打击“个体经济”？十八年前，这是这位温州市领导必须抉择的问题。今天，这早就不是问题，然而，十八年前，这是一个大问题。
让事实来说明一切——没有武断、没有成见，而是实地调查，制定真正符合民情的政策，保护民间经济的发展。老书记并没有过多描述自己当年承受的压力，但“个体书记”的称号——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并不轻松的称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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