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 节选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旨在全面梳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总结其内在逻辑及理性基础，分析其有效价值及局限，以期为现代权力制约建制提供一些启示。《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由导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导论：权力制约的意旨——阐述权力制约的一般原理；正文：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权力制约的理论与实践——详细分析、解读古代中国人的权力制约思想，探究其在帝制政治中的具体运用，以权力配置、权力运行、权力问责三大主题为线索，系统研究古代中国人运用法律、道德、权术等手段防范权力异化的具体措施；结语：中国传统权力制约机制的结构及价值分析——宏观总结传统中国权力制约机制的运作机理及其有效性、盲点、误区，并通过东西方权力制约历史的比较，探索权力制约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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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力形成了有效的道德制约。在道德手段之外，制度化的控权措施亦十分详备。例如，在职官选任上，历代都强调严格标准、严格权限、严格程序：秦汉有察举制，魏晋有九品中正制，隋唐以后有科举制。为保证官吏在任勤政，各个时期又有严明的考课制度：秦汉有“上计”制、部门考课制，唐有“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宋有磨勘制，明清有京察、大计之法。为了随时发现和纠举官员违失犯罪，秦汉以后，规范化、系统化的监察制度建立起来，台谏并立，百官公卿，大政小情，无所不察，无所不纠。在以上正式的国家制度之外，古代一些时期又将“权术”手段运用于权力监控，行“特务政治”，官员的一言一行，都被纳入监督视野。所以说，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官员们受到了来自制度与非制度方面的多层制约，甚至尊贵为皇帝者，他的意志也时时受到各方力量的牵制和左右，不能为所欲为。历史上有关宋太祖畏惧史官，明神宗无奈于御史等记载，都是明证。广泛而多样化的制约方式下，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大量的循官廉吏，他们秉持儒家君子之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江山社稷和民众安宁尽心操劳，青史留名。但是，翻阅史书，在清官循吏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背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太多贪官庸吏的误国殃民之举，历代奸臣弄权、贪污纳贿、蠹政厉民者充斥官场，贪庸怠惰之间，这些王朝的“护卫者”转而成为王朝的“掘墓人”，葬送了江山社稷的前程。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为什么会失效？问题的关键，在于权力制约机制自身以及该机制所赖以建立的制度基础。从整体上看，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呈现封闭的、自上而下的线性模式：权力制约排除了任何外来力量的参与，它是一种“体制内”的自我检视，是单一性的“自体监督”模式；不仅如此，在这一制约系统内部，制约者与被制约者之间是一种不可循环、不可逆转的单向关系，作为权力制约唯一动力源的皇帝，高居权力金字塔顶端，不受任何制度化的约束。这样一种缺乏“异体”参与的自上而下的制约机制，造成了制约动力的不足和理性的缺乏，也造成了某些权力环节的虚监、漏监，它是一个内部协调成本大，整体功能低下，难以有效运转的“死系统”。这一难以有效运转的制约机制是由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现实所决定的。 后记 探索和研究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更大程度地克服权力异化，是人类政治社会的永恒课题，古代中国人的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可资反思与借鉴的资料，对这些资料加以整理和总结，是今人的责任。基于此，我们选择了“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这个题目。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在对这一课题越来越充满探知兴趣的同时，也越来越感到它的分量和难度。这个题目涉及的历史跨度大、涵盖面广，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怎么样尽量多地阅读收集，怎么样恰当地取舍驾驭，才不至于顾此失彼，才能更真实、客观地再现古代权力制约的全貌？在历史中，已有的权力制约机制如何作为，如何不作为？那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权力制约手段和机制，在中国古代政治中的真实运作状态到底是怎样的？繁复周密的权力制约机制所依循的思想脉络及内在机理、特点、得失成败在哪里？它如何既缔造了王朝的兴盛又促成了王朝的衰亡？王朝兴亡的“周期率”在帝制政治下为什么无可避免？在古代中国，西方式的“分权制衡”模式为什么无法生成？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中的权力制约机制 作者简介

孙季萍，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律文学会理事 1981—1988年于山东大学法律系学习，先后获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学位。曾出版专著《中国法律史》，合著《中国民法史》、《法律监督论纲》，在《中国法学》、《文史哲》、《政治与法律》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四十余篇、先后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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