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故乡福州也并非宁静的乐土。二十年不履故土，林则徐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出文藻山背后倾坍的老屋和庭院里疯长的荒草。几亩薄田，外加几间东倒西歪屋，使他归来事农圃的田园生活设想也会在事实上成为一个泡影。从云南昆明刚启程至曲靖，在写给女婿沈葆桢的一封信中，他对自己能否在故乡长住表示出忧虑。这一忧虑随着家乡的逼近越来越困扰着他。扶病东归至南昌，林则徐在百花洲淹留了四十余天。固然是旅途过于劳顿，他要觅医诊治，但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里，他流露了近乡情更怯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第鄙乡卧榻之侧，有人鼾睡，能否常往，尚未可知。
卧榻之侧何人，让林则徐一提起来就耿耿于怀？
他的故乡福州城，已在1844年的夏天作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向西方世界开放。1845年1月，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争得他的领事馆人员入住福州城内乌山积翠寺。从家乡朋友的来信中得知此事时，林则徐已在署理陕甘总督任上，此事曾引起他的忧虑与警觉。一个宦游在外的人，怎忍心看着故乡成为一个"腥臊之窟"？那时他就在给同僚的一封信中慨叹："海滨瘠壤，民间已不聊生，况有物焉，鼾睡于旁，人心何能安定？……五六年来，东南之事，正如一部十七史。"彼时距1840年的那场中英之战才过去四五个年头，作为这一改变近代中国进程的事件的主角之一，林则徐已经深感历史的吊诡了。
自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下旬动身，至道光三十年（1850）四月，林则徐终于抵达想回又不忍回的故乡福州。从昆明到福州，这一程路他走了近半年。姑且不论交通的不便和身体上的原因，他实在是走得过于慢了一些。
自道光十年（1830）离开福州，二十年过去了。文藻山的房屋久未修葺，也少人打理，再加临着穿城而过的闽江的一条支流，地势低洼，汛期发大水时留在梁柱上的水线还宛然可辨。欲行另购房屋，却又力不从心，他多年行走官场，但没攒下什么钱。林则徐把住宅第三井的双层楼房稍作收拾，就住了进去，这就是后人俗称的"七十二峰楼"，楼上是他的藏书室兼工作室"云左山房"。
这个六十六岁的老人现在有时间去回忆自己并不宁静的一生了。从京城的翰林院，到武昌，到广州，再至遣戍西北，这就是他的官场之路。人生就像一个白痴画的并不太圆的圈，他现在又回到了度过整个少年时代的这座多雨的南方城市。他读书，写作，整理宦居各地时写下的诗篇，日子过得看上去似乎波澜不惊，但病痛袭来时遮天蔽日的黑暗却时时挑战着他的意志力。有时，他不无悲观地觉得真的熬不下去了。这一时期往来信件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被病痛折磨的老人形象：
力疾返里，委顿难支，破屋本在省垣，只得复仍其旧，摒挡一切，深觉累身。
喘咳、气逆及鼻衄诸疾，较前瘥减，惟疝气下坠，不独拜跪之难，并行坐亦不能自适，时时作痛。
但比身体的疼痛更甚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件。这撞击他内心的痛，至死都未能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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