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中国正在经历自身人口的大动员,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超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的人口流动.中国快速增长的受教育人群以及财富不断增加的民众,他们产生的要求和愿望不同于过往构成中国社会主体部分的农民.
鉴于这些挑战,中国政权的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拥有足够自主性,转向更开放的体系,鼓励更多的经济竞争,允许信息在社会的自由流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新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非常强大,即使没有立法部门和游说团,也能对共产党的决策产生影响.国有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庞大富有.……就自由民主制的普遍性而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在未来若干年的行为将是*重要的考验.假如它在绝对和相对的规模上继续增长,仍然满足于生活在现有统治之下,那就不得不说,鉴于它对威权政府的支持,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确实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假如它也产生参与要求,却得不到现存政治体系的接纳,它的表现就非常相似于世界上其他地区.对中国体制的真正考验,不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充分的时候,而是在增长放缓和面临危机的时候……发展的更大挑战也许并不在于更具吸引力的替代性政治形式,而在于许多国家渴望成为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却永远无法如愿.有些观察家认为,由于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相互交织,穷国可能会掉入贫困的陷阱.经济增长的发生需要*低限度的政治制度,另一方面,要在极端贫困和政治分裂中创造制度,又非常艰难.如何走出这个陷阱?我们在本书中看到,意外和巧合的作用—偶尔涌现的领袖、无计划的制度引进次序、战争等活动引出的意外后果—促使部分国家发生意想不到的演变.难道在历史上逃脱这个陷阱的社会都是幸运的,没有相同运气的社会永远都不会发生如此演变?
这种看法过于悲观.历史上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启动,的确有运气和意外的成分,这可能对**个建立新制度的社会尤为重要,而对后续社会就不那么重要.今天,已经积累下来一大堆有关制度的经验,更有愈益扩大的国际社会愿意分享信息、知识和资源.此外,有多重的路径和入口通向发展.如果进展没有在一个方面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可在另一个方面发生.因果关系的相互关联的链条,随后就会开始产生效果.所有这一切都是本书有关发展的一般框架所表明的,涵盖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
政治衰败存在于现代民主国家是否意味着,在国家、法治和负责制中取得平衡的政权,其整体模型在某种程度上有致命缺陷?这绝对不是我的结论:所有的社会,无论威权的还是民主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衰败.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适应变化,*终自我修复.我不认为,已确立起来的民主国家遭遇了系统性的"治理危机".在过去,民主政治体制遇到过这样的危机,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替代型的挑战,还有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民众抗议、经济停滞和高通货膨胀率.很难根据任何给定十年的表现,来判断政治体制的可持续性.在一个时段显得不可克服的问题,到了下一个时段却消失了.民主政治体制在回应涌现出的问题时往往比威权体制慢,但当它们开始行动时,常常更加果断,因为相关决策已获得广泛支持.
如果说新兴和老牌的现代民主国家都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未能提供国民所期待的实质性功能:人身安全、共享的经济增长和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即实现个人机会所必需的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出于可理解的原因,民主的支持者关注的是如何限制暴虐或掠夺型国家的权力,却没有花很多时间来考虑实施有效的治理—借用伍德罗威尔逊的话,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控制政府,而不是使政府充满活力".
这就是200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为什么失败的原因,当时,亚努科维奇**次被推翻.假如当初上台的是有效的民主政府,清理腐败,提高国家制度的可信度,就会远在普京强大到可趁机而入之前,在西部乃至讲俄语的东部巩固自己的合法性.相反,橙色联盟在内斗和黑幕交易上浪费精力,反而为亚努科维奇2010年的卷土重来和2014年离职后的危机铺平道路.
相比于威权的中国,印度也一直被政府表现上类似的欠缺拖了后腿.自1947年建国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印度一直作为一个选举式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但印度的民主就像香肠的制作,只可远观不可近赏,它的体系中充斥着腐败和庇护.印度2014年大选的获胜者当中,34%面对悬而未决的犯罪起诉,包括杀人、绑架和性侵犯等严重指控.法治确实存在,但极其缓慢和无效,很多原告到死都没有看到自己案件有机会获得审理.与中国相比,印度在为人口提供公共物品上几近瘫痪,无论是现代的基础设施,还是像干净的饮用水、电和基础教育那样的服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尽管在过去曾引起过争议,仍以决定性多数票在2014年当选为总理.选民希望他会以某种方式一扫印度例行政治的废话连篇,实际上做出点事.
不幸的是,无法实施有效统治的问题也临到了美国自己头上.它的麦迪逊式宪法,特意在各级政府设置制衡以防暴政,如今已变成否决制,一旦与政治极端化结合起来,证明无法有效朝前走或向后退.美国面临非常严重的长期财政问题,假如有适当的政治妥协,是可以获得解决的.但国会根据自己的规则,已有好几年没有通过预算;由于无法在支付过去债务上达成协议,还在2013秋季关闭整个政府.美国经济仍是奇迹般创新的源泉,但美国政府很难再是当前世界的灵感之源.
所以,生活在稳固的自由民主国家中的人,不应把它的继续存活下去视作理所当然.没有自动的历史机制可使进步不可避免,还可防止衰败和倒退.民主国家的存在和继续存活,只是因为民众希望如此,并愿为它做出牺牲,民主要占据上风,还需要领导能力、组织能力乃至纯粹的好运.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公众参与和政府效率之间存在两难取舍,但如何保持二者平衡绝不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的事.普遍进化可能会决定某些制度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涌现出来,但特别进化意味着,没有具体的政治体制会与环境永远保持适应.
即便高质量的民主政府供应不足,对它的需求却很大,而且与日俱增.世界各地的新社会群体都在动员起来.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基辅、伊斯坦布尔和圣保罗等地,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不断地意外爆发,要求政府承认民众的平等尊严和履行自己的承诺.我们还看到,每年都有数百万贫困人口,从像危地马拉或卡拉奇那样的地方,不顾一切地涌向洛杉矶和伦敦.这些事实表明,政治发展的过程有很明确的方向性,承认公民平等尊严的负责制政府,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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