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新兴的角色和职业的分化非常有趣。显然，在中国的非洲移民正在夹缝中寻找对他们开放的市场。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有些是可敬的，同时有些应受到谴责，甚至是非法的。
博艾敦的“桥梁理论”洞察明理，以掷地有声的判断回应了那些对这个话题非常了解的人。如果有的话，只有很少非洲学者能够像博艾敦那样具有深厚的洞察力和杰出的知识才能来阐述自己的经历。作为一名在中国工作过的语言学家，博艾敦多年来潜心研究学术，已经积累了显而易见的成就，证据就在本书之中。就在本书的*后几页，博艾敦这样写道：
非洲人在中国不断增长，这会影响到中非关系吗？这些是任何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的学者都要提出的关键问题。从我所调查的所有城市中观察到的情况来看，我可以断言，非洲社区将会继续存在，不管它是否繁荣。从现在开始，中国将永远不仅存在非洲人，还存在非洲社区。非洲人已经渗入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这个现象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会产生大量的非中混血儿后代，而这关乎非洲人的定居问题或（和）中国的传承问题。主要是非洲男人和中国女人的异族通婚已产生了许多后代，很多非洲人已获得香港和澳门永久居住权。如果中国大陆移民制度更加自由灵活，那么就会有更多的非洲人成为正式的中国公民，作为运动员、歌手、医生、护士和教师参与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和公共生活中。
这些都是博艾敦在这本书中描述的全球化的未来趋势。
本书涉及的问题备受关注并经过作者的巧妙安排，叙述清晰，阅读轻松。博艾敦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同时以简捷分析的方式提出了问题，直白又面面俱到。从另一个角度，作者提供了一个非洲人在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对于非洲人和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良好的、互利的非洲-中国关系符合非洲和中国双方的战略利益。这些关系的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在非洲的大量华人以及在中国的大量非洲人。本书为这些现实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窗口。

奎希·克瓦·普拉（Kwesi Kwaa Prah）教授
非洲社会研究中心（CASAS），开普敦


前　　言

1997年9月，当我抵达香港在香港大学任职时，从当年7月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时，我自己或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现在已是资料丰富的事件（Mitton，2002）将会对21世纪大量非洲人迁移到中国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许多非洲人都在处于商业中心的城市经商，如泰国的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同时，受危机影响*严重的东南亚许多地方的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转移到中国南部，尤其是广州，因为中国在这次危机中经济仍然保持相对稳定。非洲人开始在这些地区开商店，同时将中国产品通过海路运回非洲各个国家，促使这些国家的商人亲自来华采购货物。
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在中国大学任教的非洲学者之一，我发现自己在正确的地点正确的时间开始记录这场始于21世纪初的激动人心的迁移活动。这本书是我历经十年对在中国的非洲人的研究成果。


致　　谢

这本书汇聚了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我曾无数次到中国许多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因而牵涉到许多人和各种各样的组织。
首先，我要感谢香港大学和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感谢它们对本书以及对我的许多研究非洲-中国关系的项目提供资助。许多地方的很多人都为这个项目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我要感谢香港的研究助理杨晓霖（Yeung Hiu Lam）、冯雪雯（Frances Lung）、余颖欣（Iris Yu）、李菲比（音）（Phoebe Li）、胡玉秀（Lucille Hu）和刘雨葱（Yuky Liu），他们和我一起实地考察，对研究论文草稿进行无数次修改， *终才有了这本书。
我要感谢在广州的许多非洲人，他们同意让我进行问卷调查或进行访谈，这些人主要集中在天秀大厦、登峰宾馆区域、迦南市场以及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我要感谢非洲社区的四位领导人——尼日利亚的爱玛·奥贾库（Emma Ojukwu）、几内亚的贝利·萨尔坦（Barry Sultane）、已故的加纳人艾塔·乌苏（Atta Wusu） （愿他的灵魂安息）， 以及喀麦隆的埃尔维斯（Elvis），他们都为我在广州调查非洲社区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联系方式和各种帮助，而该社区在我刚刚开始研究前正式成立。感谢加纳的雷蒙（Raymond）将我送到相关地方以探讨社区中与加纳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作为一个来社区的临时访客不可能凭自己的肉眼发现的。我要感谢中山大学的李志钢（Li Zhigang）。他作为学者邀请我去他的大学做了有关在中国的非洲人移民社群状况的报告，他还参与了我的一个采访调查。
我去过几次义乌，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的马恩喻（Ma Enyu）博士， 该学校位于离义乌很近的金华。我们一起雇用社区成员，甚至一起走访了非洲人经营的几家工厂。加纳的吴飞（Wu Fei）在帮助我理解社区中有关加纳和西非的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我很感激郭金平（Guo Jinping）先生，他在2008年我**次访问义乌时，是我的一名翻译。
我要感谢上海AfroShanghai.com网络论坛的所有者，他授予我做在线访谈的权利， 同时接收我为他们论坛的成员。在这个论坛里，我在理解非洲人尤其是黑人英语教师在上海所面临的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收获。
我要感谢北京的郭金平（Guo Jinping）、索菲亚·锁（Sophia Shuo）和王天天（Wang Tiantian），他们带我游走在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担任我的导游和翻译，还负责对非洲社区的成员进行问卷调查。我要感谢马路华（Lawal Marafa）博士，他帮助我在一次非正式场合获得接触尼日利亚外交使团的机会，这使得我可以从他们的视角洞察到一些非洲-中国关系中的问题。
我要感谢我的合作者澳门大学的罗贝瓦尔（Roberval）博士， 他帮助我联系到了在澳门葡语非洲社区的一些成员。这使得我能对来自佛得角和几内亚比绍的两名领导人进行深入采访，并得以在2009年参加了一年一度的佛得角国庆节集会，会上我与其他人进行了交谈。
我*感激的是奎希·普拉（Kwesi Prah）教授， 他于2005年在约翰内斯堡组织了首届21世纪非洲-中国关系会议，并为本书撰写了综合全面的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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