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谈往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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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谈往录

戊戌谈往录

作者:陆建德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200143386

定价:58.0

出版时间:暂无

出版社:北京

戊戌谈往录 本书特色

★ 《戊戌谈往录》是一本文集,包含12篇文章,除了*后一篇《逃难》是涉及作者家族经历的,其他均是探讨近代历史的文章

★ 书中收录的文章都是作者近年来为媒体所写的长短文

★ 书中还原了盛宣怀、李稷勋、袁世凯、康有为等人复杂的一面

★ 书中有对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里“中央与地方”“集权与自治”这两对关系的张力的呈现,在呈现问题的同时,还指出了对策,当初应当努力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同步提高国民的政治能力

【毛边本】是一种别致的收藏级版本,装订成册的书籍不加裁切,使得书边不齐,毛茸茸的,读者在买回去阅读时,自己需要动手裁切开来的,别有一番雅趣,鲁迅先生就是毛边本的资深爱好者






戊戌谈往录 内容简介

历史的真相可否还原?宏大叙事对于过往的呈现也会有疏漏?细致入微的察阅会否揭开不为人所知的许多方面?一个时代、民族、国家要以怎样的心态来回应过去?是否在正视过去的同时,也将找到审视当下及未来的方向?作者说:“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有色彩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渗入本能的爱国思想,不然不足以应对形形色色“分”的挑战。我们还需要有新的想象和语言来与自己的过去对话。”

戊戌谈往录戊戌谈往录 前言

收在本集的文章,写作跨度较长,有的是十多年之前的旧作,如《厨子于八、德国粮台、瓦赛公案:关于腐败的想象》发表于2006年10月8日的《南方周末》,而《致乱的金苹果一一下落不明的川汉路余款》是上个月才写毕的。在《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里,我特意讲到中国商人或传统文化中习以为常的回扣。近来经常读到一些弘扬传统文化的美文,个别作者往往设定,中国人使用中文,天然具备其他语言使用者不具备的能力和高尚情操。我以为我们必须进入历史细节才能对自己所属文化中的行为特色有所认识,鲁迅绝不过时,不可不读。本书中三篇文章(外加两条附录)有关四川保路运动,值得再说几句。保路运动是武昌军变的先声,在较长的一段时期里,相关研究却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后来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以及几个抽象概念,一些重要问题(如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参与并主导铁路建设、外资是否可以利用以及商办川路公司的财务,等等)反而被边缘化了。我试图从新的角度评述这场运动的性质,抉发保路宣传背后的地方官绅利益和普通民的损失。我在1978年秋入读复旦大学之前,做过几年街道企业的出纳,祖父又是浙江大学会计,对川路公司的账簿产生兴趣也是合乎情理的吧。

研究保路运动离不开三大册《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出版,以下简称《汇纂》),在此特向数十年如一日收集、保存这些史料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戴执礼教授(1916-2013年)致敬。“在海峡两岸同时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四川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伍宗华先生在《汇纂》的序言中给保路运动定性。他写道“令人感触至深的,是《汇纂》辑录无可辩驳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说明,保路运动以及为之而献身的志士仁人当时所具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揭示了这一运动在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的开创功能,并以铁血铸成的文字颂扬了千百万誓死捍卫路权的群众,在推翻满清政权的伟业中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可以说,该书无异是献给辛亥革命先驱们的一份极有价值的厚礼!”这篇序言的语调和措辞,可以暂时不论,它写于1991年11月,当时编者已经在数年前将史料全数捐献给来大陆开会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玉法先生,委托该所编辑出版。当时讲求经济效益的中国大陆出版社未能认识《汇纂》的价值,实在是一大憾事。《汇纂》也收有戴执礼先生本人撰写的序言,观点与伍序完全一致。按照那时的标准表述,盛宣怀是“卖国奴”,在宜昌主持建造川汉路的重庆秀山人李稷勋则是盛宣怀的“走狗”果真如此吗?

建造川汉路,确需非凡的勇气。当年投身这一事业的人士中,我*佩服的是盛宣怀手下的邮传部参议李稷勋。今年是戊戌年,两个甲子之前的“成成变法”又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猛进者“破天一声挥大斧”(谭嗣同诗),而李稷勋这位戊戌年的殿试传胪是踏踏实实为国效力的。与李稷勋一度共事的还有詹天佑,后者亲自踏勘设计川汉路宜昌至归州段,并出任总工程师兼会办。詹天佑是留美幼童之一,虔诚的基督徒,他怎能料到川汉路内部的贪腐和结局?晚清新政期间废除科举,在新的学制下一些学工程的回国留学生获“工科进士”称号,詹天佑是其中之一。川籍的李稷勋和非川籍的詹天佑都是在1919年不幸去世的,那一年爆发“五四运动”。2019年,我们将以何种方式纪念上述两位杰出人士和百年前学生的爱国之举?《校长之忧一兼听“五四”杂音》一文想回到当年更复杂的现场,一个处于大国博弈和国内矛盾背景下的现场。我对德先生和赛先生深深敬佩,但是又隐隐觉得激进学生暴力行为所反映的习性未必有利于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中国的发荣。这篇文章还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那时在上海会出现不利于北京中国政府的谣言?我在去年出版的《海潮大声起木锋》一书中一再强调,近代史研究必须关注外部势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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