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中国文学 作者：谢思炜 开 本：32开 书号ISBN：9787020128136 定价：35.0 出版时间：2018-08-01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而且应当强调的是，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正如存在主义与现代文学的关系那样，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感受和社会意识形态内容与文学的关系。这种内容自然地进入那个时代的文学，为文学所挥之不去。正如禅宗不曾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体系存在过，它也不是作为一种抽象观念、作为一种形而上体系或单纯的思想方法，对文学产生影响。它不是偶尔地被文学选作自己的题材或可资借鉴的创作手法，而是随着禅宗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既作为文学所反映的现实内容之一，又作为当时人理解这种现实的方法和手段，与文学结下不解姻缘。因而了解文学与禅宗的关系，必须从这种具体的现实内容、具体的人生感受乃至创作者的具体思想活动入手，这种工作是抽象的观念体系的构建和推演所无法代替的。

因而，这本探讨性的著作采取的方法，仍是迄今为止处理文学史现象的*常见的方法，即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从他们的具体创作内容乃至思想活动入手，探讨这种内容的逻辑或思想的逻辑与文学形式逻辑的相互关联，在了解其创作实践的基础上进而探讨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情况。这种方法也许会带来两方面的遗憾：一方面，为了掌握作家思想活动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方面和意义，我们可能忽略了作家与禅宗接触或使用禅宗语言的其他比较一般的材料，乃至更为广泛的与禅宗有关的文学史料，使得这本书在史料的占有上远远称不上丰富和完备；另一方面，我们总是离不开作家的思想分析乃至传记性研究，有可能使人感到太落形迹，既犯了现代文论所批评的执着于作者主观意图的错误，又与“禅”这个题目本身“不可凑泊”的空灵性质太不相符。

然而，就禅宗所影响的主要是属于精致文化的文人创作而言，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仍是掌握这一文学传统的发展脉络的*有效方法。而且只要我们无法将思想性这个范畴完全排除在文学之外，我们就不能忽视决定作品个性特征的作家的具体社会环境和思想活动。在中国文人的带有自传性的主观抒情作品中，我们所接触的作家思想活动实际上并不是主观的创作意图，而是作品的客观内容本身。这种思想活动或心灵活动直接敞开在我们面前，是我们回避不了的。我们在读这种思想活动时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把它们化简为某种创作意图或动机，而是要恢复其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在具体生活层次上的完整性，体味属于作者个人的、产生于他的具体生活环境的各种特殊的个性化的思想看法，从而了解禅宗思想如何作为其中一种因素发挥作用。

禅宗思想，尤其是它在文学中的表现，常常被人们描述为一种只能“意解”、“心求”的难以把捉的“禅味”或特殊境界，或者是包含机锋和理趣的一种隽永而逸出常规的特殊概念活动或机智训练。因而，文学中的禅宗思想与其他思想比较起来，似乎是*不适于分析，*缺乏客观判断标准的。然而，这种窘境也恰恰是一般性地描述诗禅关系——无论是古人的片言只语还是近人的皇皇巨著——所难以避免的。它所忽略的恰恰是禅宗影响于文学的具体媒介，即创作者的具体的社会人生感受和思想活动。事实上，如果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禅是超概念、超逻辑的，无法用思想的方法而只能用体验的方法来领悟，那么只要禅宗还是一种以人类共通的意识活动为基础的精神现象，留给它的活动地盘，除去各种神秘化的说法不算，便只有个人的精神活动领域了。我们所了解的接受禅宗影响的具体作家的思想活动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反映，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通过文学途径帮助我们认识禅宗。通过我们与这些古人之间的“活的交流”，我们有可能真的是以体验的方法来认识禅宗。体验恰恰是文学阐释中的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概念。

当然，我们的重点还是在文学活动本身。因而，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局限于作家与禅宗交往的事迹或谈论禅宗的文字，而是试图在禅宗思想的背景上比较全面地考察作家的创作活动，并通过他们涉及某一历史阶段的一些*主要的文学发展趋势，从而将禅宗的影响综合进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中去。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探讨禅宗与文学的结合这一既属于宗教又属于艺术的人文现象，是为了在认识这两种不同层次的人文现象本身的性格和特征的同时，认识它们与人类自我认识相关的意义和价值，认识人类文化现象多种层面下所蕴含的人类精神活动本身。因而，我们不能满足于实证主义的历史考证方法，尽管我们丝毫不能轻视史料的发掘和梳理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忘记，人类的精神活动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如人们所公认的，禅宗只能产生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同样，禅宗与文学的结合也发生于特殊的中国历史环境，始终体现出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征，因此我们必须从这个历史环境出发。

再版后记

《禅宗与中国文学》初版于1993年。此次再版，改正了一些明显错误，另外对一些表述生硬之处有小幅修润。对全书其他内容，则未有改动或补充。本书中的某些部分，如杜甫和白居易两章，笔者后来又有论文或专书讨论，读者可以另行参看。其他部分，例如宋代作家各章，笔者缺少后续研究，仍止步于本书中的讨论。

在本书出版后，1994年陈尚君、汪涌豪等学者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真伪提出质疑，对其产生时代的推测或为明代，或为元代。其后又有学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展开讨论。如果这一质疑被证实，本书第六章中的部分论述应当加以修正。但在目前仍为学术疑案的情况下，笔者仍维持原有观点，有待将来进一步澄清或改正。

读者可以看出来，我在写作此书时作为主要理论参照的，一是存在主义学说，一是由法兰克福学派而来的“西马”或“新马”学说。这也是80年代在国内介绍广泛并产生很大影响的两种学说。不能否认，这种理论参照确实为本书写作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很多灵感。但现在来看，它们也标志着一种思想界限（当然，笔者的把握程度更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恰恰是需要后来进一步反思的，也是本书中*需要重新思考的部分。但我的学术训练和工作重点都有很大限制，在写作本书后尽管没有放弃思考，对世道人心的看法较之从前也有所变化，原来使用的一些概念现在也已弃置，但对这些重要学说本身尚无力重新梳理，对此课题也难有进一步开拓。所以，我十分期待有学者能以深厚的学养、对中西文化真正精深的体认，对此论题提出更具现代意义、更有启发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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