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你能下结论了：我就是个闲人，一个有着大把空闲时间的闲人。这也是欧洲咖啡馆的精髓所在：毫无节制地坦然挥霍时间。难怪世上*伟大的哲学家大多来自欧洲。他们泡在咖啡馆里，思想如脱缰野马般飞速驰骋。偶尔灵光一现，某个全新的哲学学派——例如存在主义——便应运而生。但我这次来欧洲却不是为了创立什么新哲学学派，至少，并不完全如此。我的目的是找寻——找寻幸福，法语中有词形容日“la chasse au bonheur”，即猎取幸福。
我精心挑选了一位采访对象：荷兰教授吕特·费恩霍芬，研究幸福的鼻祖。费恩霍芬教授主持着一项叫做“世界幸福数据库”的研究。这并不是玩笑，什么能够带来幸福，什么不能带来幸福，费恩霍芬都无一遗漏地从人类现有的知识库中找出，并全部收录在这个幸福数据库中。而我*关心的问题——全世界*幸福的地方，也能在其中找到答案。如果幸福地图真的存在于世，费恩霍芬便一定能把它找出来。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咖啡馆，回酒店吃晚餐。
酒店的餐厅小而温暖——荷兰人总能把屋子侍弄得暖暖和和。我点了份芦笋汤，味道不错。服务生在撤走盘子的时候对我说：“现在你可以来一些inter—course”。
“什么？”
“intercourse。你可以来一些intercourse。”
我不由得想，哇，荷兰人真是相当开放啊。但我很快便反应过来，他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他想说的是“间隔菜”。
“好的，”我于是释然，“请上。”
之后，我便享用到了我的intercourse。我坐在范·瓦尔苏姆酒店的餐厅里，不慌不忙，不缓不急，吃得很是尽兴。小啜几口啤酒，眼神迷离，只等服务生端来烤三文鱼——这道菜一上，就意味着我的intercourse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我乘地铁前往圣地：世界幸福数据库。平时我怎么也不会把“幸福”和“数据库”联系到一起，但这次不同了。世界幸福数据库是我朝圣的必经之路，是通向梵蒂冈、麦加、耶路撒冷和拉萨等圣地的密钥。只需轻点鼠标，不费吹灰之力，便能了解幸福的秘密。这些秘密并非得自腐旧的故纸堆，却是源自现代科学；承载它们的不是羊皮卷，而是电脑硬盘；记载的文字也不是亚拉姆语，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二进制码。
出了地铁，再穿过几个街区，便是我的目的地。可一看到心目中的圣地，我却有如被迎头泼下一瓢凉水。这所拥有世界幸福数据库的高等学府，怎么看上去更像是郊区的商务别墅，哪里像存储人类幸福知识的幸福中心？为了摆脱这种感觉，我开始自我反思。我在期待什么？奥兹国的巫师？威利·旺卡，还是上蹿下跳高声唱着“我得到了，我得到了，幸福的秘诀”的奥柏·伦柏？不，当然不是这些。可这个地方如此死气沉沉，的确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若多一些灵动的快乐，少一些死板的数据，那该多好。
我穿过一条毫不起眼的长廊，敲响了一扇毫不起眼的办公室门。一个带着荷兰口音的男声让我进去。就是他了——幸福博士费恩霍芬。费恩霍芬教授刚逾天命之年，蓄着一把灰白胡须，双眼明亮，透出奕奕神采。他一袭黑衣黑裤，干净利落，并不显得怪异，反倒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很快我便找到了原因：教授酷似荷兰版的罗宾·威廉姆斯——同样精力旺盛，同样爱像顽童一样咧嘴大笑。他噌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一只手，并递过名片，上书：“费恩霍芬，幸福学教授”。
费恩霍芬教授的办公室和普通教授的办公室没什么两样，书本和文件到处堆着，虽不凌乱，却也算不上整洁。我留意到，办公室里并没有贴什么笑脸图标。教授给我沏了一杯绿茶，然后缄口不言，等我发问。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作为一名记者，我进行过成百上千次采访，采访对象不乏国王、总统、总理级别的大人物。然而这一回，坐在这里，面对着这位和蔼可亲，酷似罗宾·威廉姆斯的荷兰教授，我竟开不了口。在我脑中，那个迫切渴望获得宁静的自我却在大喊：“费恩霍芬教授，你运算过那么多数据，你一辈子都在研究幸福，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幸福的公式！”
可我把到嘴的话咽了回去，多年积累下来的职业习惯告诉我，要和采访对象保持距离，要将个人情感置之度外。此时的我就像是个下班的警察，即使同家人去餐馆吃晚饭，还仍不忘环顾四周，搜寻可疑分子。
我平息了自己激动的灵魂，定了定神，耍了一个记者和想摆脱约会尴尬场面的女人惯用的小花招。我说：“费恩霍芬教授，谈谈你自己吧。你是如何开始研究幸福的？”
教授向后一靠，乐于回答这个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时，费恩霍芬刚刚成年。他的大学同学个个吸食大麻，穿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大谈理想社会。费恩霍芬本人也吸食大麻，但从不把切·格瓦拉穿在身上。在他看来，东欧并非十全十美，更算不上是“理想社会”。为什么要以制度来评判一个社会呢？他想，为何不能将社会成员的幸福度作为评判标准？少年费恩霍芬的偶像不是切·格瓦拉，而是十九世纪一名不善交际的英国律师，叫做杰里米·边沁。边沁是英国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坚信社会的目的是达到“*多数群体*大幸福”。如果有卖印有边沁头像的T恤，费恩霍芬一定乐得买一件穿穿。
费恩霍芬教授研究的领域是社会学。在当时，社会学研究的对象非常狭窄，仅为病态型社会和功能失调型社会。心理学作为其孪生学说，研究的则是病态型心理。年轻气盛的费恩霍芬却反其道行之，研究起健康心理与幸福社会。一天，费恩霍芬怀着忐忑但坚定的心情敲开了导师家大门，礼貌地询问是否可以对幸福进行研究。他的导师，一位一板一眼、学术底蕴深厚的学者，却让他赶紧打消这个念头，闭上嘴，从此不要再提。诚然，将幸福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实在有碍学术的严肃性。
虽被导师责骂，费恩霍芬离开时，心中却兴奋异常。他摩拳擦掌，准备要干一番事业。而这位年轻的荷兰毕业生当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全世界正孕育着一次学术突破，在社会学家们的努力下，一门新兴学科即将问世，也即是如今的幸福学。时值今日，费恩霍芬已经跻身于这一领域的*前沿阵地。幸福学研究者们每年出炉成百上千篇研究论文，开展幸福学研究会，还创办了幸福学期刊(由费恩霍芬主编)。加利福尼亚的克莱尔蒙特研究生院甚至开设了积极心理学的硕博点——积极心理学即是幸福学的别称。
然而，费恩霍芬的一些同事却沿袭了他导师当初的观点，认为研究幸福学实在愚不可及，纯粹是误入歧途。但他们却无法对费恩霍芬的光芒视而不见：如今，他的研究成果已是尽人皆知，为期刊和学朱界广泛引用——这足以证明费恩霍芬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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