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措施分别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呢？由于住房易得，租金低廉，所以很难指望凭此唤起欧洲人积极投身工作的热情。要想真正提高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并促进消费，就必须采取其他措施，如实行强制性连休制度等。
美国的住房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为了偿还住房贷款，开始像奴隶般辛勤工作。不仅如此，背负住房贷款的人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露出保守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政治的稳定。显然，美国的住房政策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都卓有成效。不仅是经济，而且包括政治在内的整个社会都对住宅建设行为表示出极度欢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其于1923年出皈的著作《以建筑为目标》（图2）一书的结尾处，用“是建筑还是革命”的这一名言作为结束语。这句话用来点睛这本彻底批判以往旧建筑，并官告革命性的现代主义建筑已经出现的书*合适不过。但是，如果你深入研读这本书，会发现正是住房贷款制度成就了柯布西耶的预言。对此，端足革命家的架势并利用反体制言论而成为明星的柯布西耶一定会气急败坏地加以反驳。然而，那些利用住房贷款获得了私有住房的中产阶级们早就把革命理想抛到九霄云外，兴高采烈地行进在保守派的队列之中——这的确应验了“是建筑还是革命”这句话。
美国的政策渐显其效，住宅建设的数量迅速增长。1933年住宅动工数量是九万三千户，1934年联邦住宅局成立，1940年这一数量一跃飙升到六十万三千户，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不仅建筑业本身的投资额大幅增加，而且购建私房的人们在与住宅息息相关的物品——从窗帘、家具等装饰用品到家用电器、庭院等——上也普遍投入了大量金钱。一旦有了建筑私房的欲望，人们往往会失去理性，一味地满足这种超出实际需要的欲望。
如果把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政策看做是对付经济危机的一个手段，那么凯恩斯提出的公共投资更是针对经济危机所开出的大剂量强心剂。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政策若是“小建筑方案”，凯恩斯提出的方案就是面向“大建筑”的“大建筑方案”。1936年，凯恩斯汇编出版了《雇佣、利息及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展示了政府通过投资“大建筑”来创造有效需求的20世纪财政政策的雏形。他认为对公共建筑、土木用料的财政投入，可以促进社会繁荣并激活经济。在书中，凯恩斯用了“乘积”一词。他认为有效需求将会以财政投入的数倍倍率产生；从长远来看，它将伴随经济兴旺，以增大税收的形式，填补财政投入的赤字；并坚持认为建筑和土木工程具有这样的潜在能力。凯恩斯还信心十足地向世界宣布：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了战胜其*大结构性缺陷——经济危机——的划时代处方。凯恩斯的主张大大影响了其后20世纪所有的经济政策，尤其对美国的新政政策及战后日本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凯恩斯在20世纪会获得如此广泛和强力的支持？正像美国*大限度地利用了住房这一建筑形式的魔力，凯恩斯也谙熟建筑这一产业的特性和魔力，并对其充分利用。建筑业确实具有这样的魔力。作为支撑20世纪权力基础的两大政策——住房政策和公共事业政策，二者都是以建筑魔力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得不把20世纪称做建筑的世纪。那么权力和建筑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共存关系？
　 首先，建筑物庞大且直观，这一点很具象征意义。试想，除了建筑物之外，还有什么既有庞大的体积又有直观的外形？大地广阔无垠，建筑物亦无法与之相比。但是，大地虽然辽阔，却不具备建筑物那种稳固、直观的特性。建筑物体积大又不失直观，这使得它即便是尚处在计划蓝图阶段，就足以对周围的事物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它会使人们对其充满期待和想象，同时还由此引发凯恩斯所说的乘积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当时的整个经济规模而言，公共建筑物的影响效果具有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如前文所述，建筑物外观体积庞大并且对物质资料消耗严重，这是建筑物遭人厌恶的*主要原因。而凯恩斯却把这些负面因素逆转成所谓经济效应的正面因素。这是一次可称之为魔法的、极其巧妙的逆转。他不认为建筑是耗费资源的行为，他认为建筑是促进社会发展的稳健而诚实的行为。他还认为，只有消费才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向英国政府半真半假地提出那个著名的建议，他说把英镑纸币填埋到废坑里如何？对于这个建议，他是这样解释的：首先填埋废坑需要人工，于是就会出现工作机会；其次因为纸币被填埋到废坑后，纸币数量锐减，于是对纸币的需求就会大大增加。可见，在他的意识里，并没有物质和能源有限这一概念。20世纪初期，即便像他这类见多识广的人，环境有限性的概念也非常淡薄。自然，在他的意识中同样也没有资源消耗的概念。
于是，有人在脱离现实情况的抽象理论中提出了各种假设并进行了大胆的计算，又把这种计算结果毫无顾忌地应用到现实中，这就是20世纪所谓的学问和科学的真面目。当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依据凯恩斯理论而在广袤的土地上矗立起来的巨大建筑时，我们无法不联想到这种不计后果的计算方法，它是如此的缺乏严谨性。“箱子”一词准确地反映了这种不计后果的计算结果，在。有意思的是20世纪的政治家们也同样巧妙地利用了弱者的存在。那些与建筑特权勾结在一起的政治家们首先以弱者代理人的姿态登场，他们充分利用弱者逻辑，掌管建筑，并*终攫取特权。
对于必须依赖现代选举制度的政治家们来说，建筑行为的规模（大规模）充满魅力。因为在大规模的建筑行为之下，筹集选举经费所需的高额资金可能会相对容易；同时，那些从事建筑业的人们，或与这种大规模建筑行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人们，反过来又会在选举中以投票的方式来支持政治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物特点之一的“大”也就由消极的负面因素转化成积极的正面因素。在那些利用弱者逻辑武装起来的政治家们的积极干预下，公共事业的规模一味增长。由于它与实际的经济状况以及乘积效应毫无关联，导致财政赤字无限制增大，*终发展到无以弥补的程度。这种恶性循环正是由弱者逻辑诱发出来的。
人们屡称这种情形是政治对经济的侵蚀，当然也有人说它是政治大众化的结果。可以看出，即使是在经济所占分量如此之重的20世纪的社会里，政治和经济之间也没有能够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当然，对于这种情形，我们把责任全部归咎于政治未免有失公允，应该说是经济逻辑的不完善给了政治可乘之机。遗憾的是，今日的文化对这种低级的“弱者逻辑”依然没有丝毫的免疫能力。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建筑 建筑科学 建筑材料

在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