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中下) 作者：罗宗强、陈洪主编 开 本：其他 书号ISBN：9787310019151 定价：118.0 出版时间：2017-05-01 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中下) 本书特色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把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流中作通观审视，在宏观的视角下确定其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基本的学理要求。所以，一部文学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学发展史。由罗宗强、陈洪二先生主编的一部新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文简称《发展史》）。该书篇幅130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中国文学史论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员以其独特的形态登场了。
　　罗、陈二先生主编本文学史以“发展”命名，并非措词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觉地贯彻了上述的文学史观，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审视文学流变历程的思想的体现。　　文学史是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对文学的动观而非静视。把文学现象、文学流变和文学作品放在文学发展的长流中作通观审视，在宏观的视角下确定其价值和意义，这是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基本的学理要求。所以，一部文学史也必然是一部文学发展史。由罗宗强、陈洪二先生主编的一部新作——《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下文简称《发展史》）。该书篇幅130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2003年8月由南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它的问世，标志中国文学史论著系列中又有一新的成员以其独特的形态登场了。
　　罗、陈二先生主编本文学史以“发展”命名，并非措词的技巧而已，而是自觉地贯彻了上述的文学史观，是着眼于发展的观点审视文学流变历程的思想的体现。
　　《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轨迹，即：（一）先秦两汉时期，文学尚未取得独立地位，往往与政治、思想、哲学、历史融为一体，较为纯粹意义上的作家还不多见，文体以诗歌、散文为主，风格上主要表现出典重淳厚、磅礴大气的特征。（二）魏晋至两宋时期，中国古代文学进入自觉期和鼎盛期。此一时期文人有着较高的地位和一定的独立发展的空间，文学的地位也大大提高，诗、词的兴盛并发展到臻于很好的美的境界标志着文人主体精神的充分张扬，审美上论结构的恢张、气势的博大虽已无法与先秦两汉文学相提并论，但词采之美、体式之纯、性情之真、韵味之厚却是它独具的魅力。（三）元明清时期，为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和新变期。受专制政治和程朱理学的严重束缚和世俗文化的极大冲击，文人地位一落千丈，思想缺乏自由，精神惶恐落魄，而整个民族精神既失去了先秦两汉时期的雄大之势，又没有了魏晋以来直到宋代的灵动之气，作为士人雅文学标志的诗词和散文开始走向衰落，而受俗文化滋养的散曲、戏剧、小说却大放异彩。
　　由此看来，文学史的编著虽不可避免要涉及文学的分期，但绝不是分期文学的罗列，而必然要将时期之变与作家之变、文体之变、文风之变、审美之变等等种种因素作真切的把握和深刻的揭示，进而深入探求整个文学系统深层结构的演变和文学发展的根本走向。
　　文学史的发展观往往体现出对文学认识的联系观和系统观。对文学现象的认识通常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是“孤立”的看待，另一是“联系”的看待。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如果采用前一种态度，就不免就事论事，从而得出流于狭隘、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相反，后一种态度则注重将每一文学环节纳入文学发展的系统中去审视，由此确定它应有的位置，认识它产生的因由和存在的意义。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总体趋向是抛弃前一种认识观，自觉地接纳后一种认识观。
　　《发展史》深入地贯彻了联系地、系统地观照文学对象的基本思想，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都不难见出这一思想闪发的一些可贵的辉光。如评东晋玄言诗，该著在认识它的“诸多弊端”之外，对其“两点积极贡献”作了充分肯定，指出：“这种不同于前代的东晋特有诗风，不但直接启发了陶渊明平淡自然之风格，而且对后代文人诗歌中冲淡自然、旷达闲适风格的影响至为深远。而且，玄言诗人对山水的体悟与描写，也为晋宋之际山水诗的成熟和发展奠定了审美心理和创作方面的基础。”显然，倘若就玄言诗论玄言诗，认识就必然局限在“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传统观点范围内。但若是把玄言诗看作一个环节，把陶渊明田园诗和谢灵运山水诗看作另一个环节，并进而把两个环节“扣”起来看，那么二者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也就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若再把视界推广去，玄言诗还是中国诗歌史上平淡诗风和山水审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种联系地、系统地审视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观贯穿着这部《发展史》的每一个章节。
　　中国文学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里，人们一度把文学史视为阶级斗争的揭露史或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史。目前，研究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往往同中有异，自成特色。有的认为“文学史著作的核心内容就是阐释文学作品的演变历程”，亦即文学史主要是文学作品的演变史；有的认为“文学发展过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换言之，文学发展史反映了人性自觉和进步的历史。这些观点都丰富和深化了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研究起了推进的作用。
　　对中国文学史的定性定位问题，《发展史》提出了独特的视角。该著在《导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的文学遗产，是我们民族的一部心灵史。解读这部心灵史，是文学史的不容置疑的任务。”又说：“通过文学史，我们能够更为真切地感悟我们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存在。”简言之，文学史既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又是一部民族的精神史。
　　从切入“心灵”和“精神”的角度推演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是在充分认识我国文学乃至文化的本质精神的基础上作为的学理选择。“言，心声也。”这个具有两千年历史的概括了我国文学一个根本性规律的古老命题，既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生，也深远地影响着我国文学的发展。文学有着自己的灵魂，我国文学的灵魂是反映创作者自我并融会其时代内容的“心声”及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恰如该著编者所说，中国文化有价值的部分是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表现出的基本精神在于：创作者既重视自我，重视人性和人格尊严，又重视个体与自然、与社会的依存关系的精神，极为普遍而且深入地渗透在文学作品里，形成我国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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