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与竞争限制

如前所述，租金创造与竞争限制的影响有好有坏，这取决于一国的发展水平。因此，现实的政策建议需要更加灵活，而不只是消除对准入和竞争的限制。在有限准入秩序中，首要问题是减少暴力，这是任何经济发展的前提。假如租金被消灭，那么通常会发生的替代状况并不是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而是社会陷于混乱和暴力。对有限准入秩序的中期发展而言，租金能不能创造激励推动学习、提高效率、积累生产能力，才是问题的关键。在我们考察的很多国家中，租金除了抑制暴力外，也对生产有积极影响，如智利、韩国，以及墨西哥、孟加拉国和印度的部分时期。

在我们的案例中，这些有利于促进经济生产的租金包含两个特征：它们不会永远存在；它们与得到租金的企业的表现有一定关系，能够增加其市场回报（也可参见Khan and Jomo，2000）。当租金竞争像在菲律宾和刚果（金）那样变成零和博弈或者负和博弈时，政府能掌握的总租金就会减少，统治联盟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大甚至不可承受。为创造租金而设置的一些准入限制，会造成严重的效率损失，如墨西哥和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贸易限制及通信业的国家垄断。在考察这些租金时，必须考虑应该在多大限度内减少租金，不至于破坏维持国家和平的政治均衡。与此相反，韩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缓慢地改变了大企业（财团）享有的租金性质，使之从恩庇转变为对出口表现的鼓励。在墨西哥及其他案例中，尽管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开放和贸易增长，但租金收集者依然收获颇多，因为尽管租金的百分比较低，但可收取租金的对象大大增多。而且，经济发展可以为租金增长开辟新的领域。在印度，虽然贸易关税税率有所下降，但没有迹象表明租金收集的百分比普遍下降了。围绕着许多政府行为，如通信领域的许可证，腐败现象似乎大大增多，腐败的收益也变高了。

随着社会向成熟型有限准入秩序转型，租金分配规则日益非人格化。例如，在1960—1980年的韩国，进口许可证和补贴信贷的分配主要依据企业的出口表现。另外，随着社会向脆弱型有限准入秩序发展，持续且有组织的租金创造会逐渐被更加个人化且持续性较弱的租金创造取代，如菲律宾、孟加拉国的情况，刚果（金）的情况尤为极端化。

毫不奇怪的是，我们的案例分析表明，生产性财产（及其产生的租金）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配状况，对经济增长以及从特权向非人格化平等公民权的转型，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分配状况鼓励企业家和真实资产的创造，影响就更可能是正面的。如果分配状况鼓励政治依赖，则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在土地改革方面，我们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土地改革增加了低收入者的经济机会。菲律宾并未完成土地改革，因为旧的土地拥有模式为太多的强势政治利益集团提供了租金，包括美国人拥有的种植园。在墨西哥，革命之后发生了土地改革，但土地改革并未成功地扩大贫穷农民的机会。相反，它鼓励了低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农民捆绑在土地之上，使他们依赖革命制度党在选举时分配的恩赐。

工商业领域的租金分配也对增进政治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历史表明，工商业租金对促进积极经济发展的作用好坏参半。在孟加拉国，在韩国企业的支持下，国际纺织品出口配额机制的*后阶段创造的租金，造就了成功的纺织品出口产业。在韩国，尽管财团使工业经济控制权操于少数人之手，同时政府保护他们的卖方垄断地位，但财团确实实现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市场上拥有了竞争力。后来，韩国政府削减了财团享受的经济特权，不过财团在韩国经济中的强大市场势力仍得以保留。此外，在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强大的国内企业利益集团一直与当政者维持着私人关系，有时也和非法组织维持着私人关系。类似地，如果一国依赖国际企业运营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采矿业、银行业，这种关系就需要民粹主义或其他地方性力量（有时是军队）的保护，反过来也会为当权者提供经济收益，如刚果（金）、赞比亚和菲律宾的情况。

比较译丛暴力的阴影:政治.经济与发展问题(比较译丛)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 North），美国经济史学家，新经济史的先驱者，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等职务。2015年11月23日逝世于密歇根州家中，享年95岁。
约翰·沃利斯（John Joseph Wallis），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史蒂文·韦布（Steven B. Webb），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与顾问。在世界银行工作21年，主要从事拉丁美洲、加勒比等地区的政策研究、评估和执行。
巴里·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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