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赵汝珍讲古玩 本书特色

本书二十万言，初版于民国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印五百部，未兼旬即完全售罄。再版于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至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作者撰成《古玩指南续篇》二十万言，上市即售罄。同年六月再撰《古董辨疑》十六万言，依旧畅销。
　　北京出版社以“无可替代”评本书：“赵汝珍编述的《古玩指南》就被公认是一本好书。赵汝珍是清末大理院少卿、即古玩家余戟六门的女婿、琉璃厂萃珍斋的东家，对古玩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古玩指南》于一九四二年出版，一代又一代的古玩收藏爱好者受到它的影响。该书在古玩鉴别、辨伪、仿制等方面的知识，是其他古玩书籍所无法替代的。”（2005年1月版）
　　吉林出版集团以“影响深远”评本书：“该书在古玩鉴别、辨伪、仿制等方面的论述，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纲举目张，影响深远。其援引《洞天清录》、《格古要论》、《遵生八笺》、《陶说》、《饮流斋说瓷》等前代文玩著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辨其得失，细加考证，原原本本，俱为可观。……况且今人著述，其重要论据常常援引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的记载、以证明其权威性，跟风赵汝珍对古玩收藏鉴赏领域产生的影响。”（2007年1月版）
　　文先国以“玩智慧”论古玩行：“介入古玩行中者，达官贵人、名流绅士有之，专家学者、平民小卒有之，皆性情中人，皆执著文化之人。与其说玩的是心跳，不如说玩的是智慧。人生舞台本来就是一个大大的智慧演练场、古玩市场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雅的智慧场所。”（《古玩市场·古玩人》）
　　刘京以“勤劳与智慧”论古玩：“古玩是全为类的文化遗产，它需要珍爱，收藏和继承。一件精美的伟世之作或许在反映一个时代的某种思想特征和文化品位，从中可以窥视我们古老民族的勤劳与智慧。这就是古玩艺术品的精深魅力以及惊人价格所在。”（《说古玩》）
　　张峰以“盛世收藏”说古玩：“在中国数千年的收藏历史上，呈现出三次全国性的‘收藏热’，分别为北宋末年、康熙年间、清末民初。……目前出现的‘收藏热’正是太平盛世的显著标志。”（《盛世话古玩》）
　　金眼以“没有诈骗之说”论古玩行业：“实际上买卖古玩是买卖双方知识领域方面的较量，也许专家卖漏了，也许买家买假了买错了，只能各自总结经验教训，它与欺诈行为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所谓古玩行一般人不敢涉足，难就难在真假上，对外行人来说无法理解古玩业的内涵。”（《古玩行业及古玩商》）

古玩-赵汝珍讲古玩 内容简介

清之前『古玩』称『骨董』，骨者精华，董者知晓，『骨董』即明晓先人遗存之精华。『古玩』实代表一民族智慧之高低。洋人尚力，近代以来直觉百事『中不如西』，惟古玩一项，颇感『西不如中』。中华古物之精美，使洋人况相折腰，叹曰：一民族智慧如此之高，焉能永远落后！

古玩-赵汝珍讲古玩 目录

古玩-赵汝珍讲古玩 节选

章 铜器

 **节 铜器源流

    吾人所使用之祭祀、享燕、饮食、烹调及日用诸器皿，为数至多，为质极繁。但在古代各种质料尚未发明之时．其一般平民之惟一用具即系陶器，而帝王及上层社会为表示优异则均用铜器。盖古代铜器均系原铜．原铜之产生永远与金银混合。古时分金之术未精．所有铜质仍均包含原产之金银在内。

故虽名日铜，其实乃铜与金银之化合物。在当日未有纯金之时，一般人之视铜亦犹吾人今日之视金．固人人认为惟一无二之贵重品也。非国家*重要之典器不能用铜，非上层社会之人亦无力用铜。铜器之重要亦犹今日之金器，于用途及制作自必加意经营。此所以古代铜器能若斯之精妙也。考铜器之肇始并无正确之记载。故确实启用年代亦不可考，惟一般之断定均谓起自黄帝。

据《子华子》载，黄帝之治天下，百神受职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铜于首山，作大炉铸神鼎于山上。是虽未说明铜器之由此作始．但在此前并无铸铜之记录，是铜器之始于黄帝固极合理者。惟仍有主张铜器之发端远在黄帝以前者。

盖由今日出土之铜器，其质地、花纹、颜色均与黄帝以前之遗迹相合。为此说者固亦有相当之理由。惟中国任何器物均系渐进改良以成于*后之式态，并非如西洋之重大发明于期前期后均截然划一显明区分也。即或黄帝以前确有铜器，其用途亦不重要，其质地及做工亦必不甚精良，与中国之铜器史无多大关系，即舍而不论亦无不可，故断自黄帝自属当然也。查自黄帝铸鼎之后，始引起国人重视铜器之心理。嗣后二三千年，国家之重要典器。社会之*上用具，无一而不用铜。惟自黄帝以迄唐虞。礼制未备，用器不繁，益以当时文字未兴，史书不详，国家均铸何器，社会常用何器，书无记载，只凭后人根据出土之器作成臆说，究之多不正确。且人各异词．殊鲜一致之论断．复以出土之器亦系全貌之一斑，终不能据之以作有系统之说明，只可以器论．不可以时代言也。但据今所见者。此时期之器．其花纹皆浅而糙，器铭皆系刀刻阳文，字体与今日出土之牛骨、龟甲文字完全相同。各器之用途及制意多不能推寻。且流传至今为数极少．并亦破碎不完．于考古及鉴赏上均不能作为有意义之样本。故研究铜器者．均以三代之物为起点。盖中国之文明虽始于黄帝，但一切典章文物降及三代始底于大成。三代之时．一切重要使用器物几完全为铜器．铜器之重要较前尤盛．铜器之制作较前尤工。禹铸九鼎像九州，每鼎各刻以州名，日衮、日冀、日青、曰徐、日预、日荆、曰扬、日雍、日梁。此九鼎也，一般公认为社稷之代表，国家定为传国之宝器。器物之重要以此为极。至其他以祭、以享、以饮、以宴，无一而非铜器。用具之高尚未有逾于铜器者．国家经营之努力未有逾于治作铜器者。故其做工之精良、式样之美观、尺寸之合度、花纹之秀丽，真同鬼斧神工，佳妙至极。

惟三代之器，其名称、式样、尺度、花纹、字体及款识，亦属有变易，各代不同。夏初只有阳文古字，尚无大段花纹。各器有款有识。盖款居内而凹．识居外而凸；其款系凹入者，字体为鸟迹篆。亦有以花纹为款者，亦有无款无识者。盖古人制器慎重，一切用心重要之器则有款，事实必要则有款，钟鼎祭器称功颂德则有识。盘盂寓戒则有识。普通非重要典器则并无款识也。

且夏尚忠，其制器亦然，均朴直精审。中规中矩。商器则花纹较夏精细，惟仍不深入字体。纯系象形即虫鱼篆也，字画虽浅，但较前稍宽。及商代中年之器，其花纹虽仍如前，但其字画则变为深而宽矣，然仍无粗花压细花之做法，各器多无款而只有识。且商尚质。故其器多质素无文，花纹繁密、款识满器者盖甚少也。及周初始有粗花压细花之做法，其字体虽多象形之虫鱼体．已间有一二类乎大篆者．且字画复变为窄而深矣。及东周之初．字体则纯系大篆，不复见有象形之字界乎其问．花纹多粗草，反不如以前之精细。及至周末，虽花纹未更，而字体则参用小篆矣。周尚文，其器多雕刻细密，款识 均有与夏器略同。总之，三代之时，视铜器均甚重要，故对铜器之制作均极精心。所铸各器，率以蜡为模。花款必细如发，匀整分晓。．识文之笔画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浅如一，亦明净分晓，无纤毫模糊之迹。其字体、花纹虽前后有深浅宽窄之不同，其内宽外窄固无不同也。至于做工亦均剔透玲珑，规矩工整，较之今日机器制品绝无逊色。盖当日铸器选铜极严，绝无砂砾杂质羼杂其间；且工人预四民之列，非若后世目之为贱丈夫。故多知识高深之辈；复以国家不计成本，不吝时间，惟精是求，惟美是务。三者俱备。

此所以三代铜器之能垂名宇宙者也。秦始皇并灭六国．统一天下．谋万世一系之实现，极力消灭三代之遗迹，以冀转变人民之观感。凡三代之良规、美制、善政、名物无不设法销毁，俾民人无比较之机会．以便于专制。自为铜器国家重事，善政、善言时于款识中表露甚详，铲除泯灭自在意中。故铜器在秦非特未能将三代之成就发扬光大，抑且百方摧毁，故意绝灭。即禹王所铸之九鼎，传来几二千年，各代奉为至宝，视同神明，此时已全数沦亡。其他各器，既无如此之重要，又无若斯之伟巨，其绝灭失亡更不可屈计。三代二千年惨淡经营之伟器，不转瞬间毁亡殆尽。铜器之厄，于斯为烈。然一方尚能另辟蹊径，以示自秦创始，而非前朝遗物。发明于器上镶嵌之法．如镶嵌金银块、金银片、金银丝、大小珍珠、各色宝石及孔雀石等．设计亦颇精巧，图案极为自然，意匠率多新颖，做工至为佳妙。事属创制，即能若斯成功，殊为难能可贵。至于款识。一同周末，大小篆兼用，以小篆为多。隶书虽已行世，但未见以之作款者。炎汉代兴，一反秦政，祖述先王，取法前代。

对于三代之宏规嘉谟极力恢复，非只将三代铜器重行复兴，又且多方开发．创出许多新意。如铜器之镀金、镀银、包金、包银、画漆、雕刻，均于此时产生，并均成功，殊足称述。夫所谓镀金者，今人每与流金混为一谈，不知此固截然二事也。流金之色并非原有之色．亦非原来以真金施之于铜器之上故意求之者，乃系多年铜器内所含之某种物质，与空气或水土化合．而起一种之变化颜色。究竟系何种物质．今人尚未能确定．只知凡做工精细地子平滑光亮之表面易生流金，骤视之颇似真金由铜中流出者，故名流金。

古玩-赵汝珍讲古玩 作者简介

赵汝珍，清末古玩收藏家，清大理院少卿。入民国，任北京西城区培育中学校长。抗战期间曾任冀东银行监事。岳丈余戟门，清末著名法学家、古玩收藏家。
　　赵氏以收藏宣德炉起家。酷爱古玩，一九三七年筹建古玩铺“萃珍斋”于琉璃厂荣宝斋之东，一九三八年正式开业。撰文《古玩指南》、《古玩指南续篇》、《古董辩疑》（上、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