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西方文明的变革 内容简介

文化与文明是人类永恒的大课题。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文化主要是指文学与艺术；广义文化被认为由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构成。因此，文化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仅指传统和习俗；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合，文化存在于一切与人相关的社会事物之中，它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社会行为。作为文化的核心，观念文化体现的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主要包括：政治理论与体制、价值观、道德观、信仰、思维方式、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等。观念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但能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兴衰，并且也能彻底改变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这种改变并不是直接地体现在一时一事的历史事件中，而是作为一种隐性、长期和根本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涉及文明以及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按一些学者的观点，文明是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是放大了的文化；而文化，尤其是观念文化，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是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文化既是人类文明的*终目标，也是人类文明的*初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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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西方文明的变革 节选

**章　人类的大课题——文化与文明
　　一、中国式的文化观
文化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仅指传统和习俗；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合，文化存在于一切与人相关的社会事物之中，文化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社会行为。
观念文化在领袖和政治家中体现为国家的意志，体制和战略，在社会精英的主流意识中体现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社会大众中体现为民族的性格和心理。
在文化的学术界，西方人已经列举了160—200多种有关文化的定义，然而在中国人看来，同西方人的整体思维模式一样，这未免显得过于凌乱。或许对此存在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文化所涉及的范畴是极其广泛的，所以有多种解释理所当然。不过，可以反问的是，难道世界上还存在什么简单和孤立的范畴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意识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头脑中的反应，在思维模式上，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思维特征，因此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追随西方人的这种凌乱和烦琐的思维习惯。按照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如果依据文化的内涵、结构、类型和边界来设定看问题的维度，那么有关文化的定义完全可以简化。
首先，关于文化的内涵。1982年，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文化大会上，人们对于文化所做的描述是：“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对此也有论述，他说：“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系统，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其他的社会习惯和能力。”不过，有的中国学者说得更为简单：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总合。
其次，有关文化的结构。美国的一位文化学家怀特（L.A.White）认为，相对于自然本体而言，广义文化应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但是，中国学者、现代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所给出的概念则更准确。依据现实世界的存在结构来设定文化的分类，他认为文化应划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次。作为基础，物质文化包括衣、食、住、行等人类从事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研究的物质和经济生活；作为主体，社会文化包括语言、文学、艺术、教育、法律、礼仪、风俗、习惯等人类的社会生活；作为核心，观念文化包括政治理论与体制、价值观、道德观、信仰、思维方式、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等人类的精神生活。从综合的角度来看，观念文化也可以被认为是哲学文化、思想文化和政治文化的集合。钱穆先生指出，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是组成文化结构的七要素。
另外，对于文化的类型。以人类经济生活方式土的差异为基点，钱穆先生将文化的类型分为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和农耕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属于商业文化，中国文化属于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不同，实质上就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不同。
转换一下视角，再从文化的边界上来看待文化本身，比如文化与哲学究竟有何联系与不同。从人类全部知识的体系结构上看，文化与哲学都是具有总体性的学科，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化是其他各门类学科相互融合的交集，更侧重行为和心理方面；而哲学是人类有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概括与总结，具有纯理性思维的特征。同样，在文化与哲学之间也有交集，即所谓哲学文化和观念文化。哲学上世界观的范畴包含了文化上所指的价值观，哲学上方法论的范畴也包含了文化上所指的思维方式。由此来看，哲学是“概括”与“总结”，具有更高的抽象度；而文化是“总合”与“集合”，具有更广的范畴。总之，文化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仅指传统和习俗；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总合，文化存在于一切与人相关的社会事物之中，文化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社会行为。
涉及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有一种看法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的，认为文化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全部社会行为，是为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而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所以文明是具体的文化，文化是抽象的文明。这种观点实际指的是文明使文化具有了可感知、可度量和可比较的性质。人类发展的历史至少已经历了30万年，但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历史也不过刚刚超过了6000年。被称为是“国际上的智者”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翰·汤因比（ArnoldJ.Toynbee）认为，文明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是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按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的观点，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所赋予的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那么，引述文化与文明的一般概念和含义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不言而喻，一个民族要想使自己所创建的文明永葆生命力，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文化的反思，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而反思、创新与发展的前提是，需要对于不同文化和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行比较，这其中首先应当包括从*基本的概念开始的规范和比较。
此外还需要关注的是，对于民族文化的反思、创新与发展，必须将观念文化与表层文化分开。物质文化与社会文化都属于表层文化，而表层文化绝对不是一个民族文化*重要的内核，也不是一种文化的根本，并不能决定民族的兴衰。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言，能起决定性作用的只能是观念文化。观念文化是有层次的：观念文化在领袖和政治家中体现为国家的意志、体制和战略，在社会精英的主流意识中体现为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在社会大众中体现为民族的性格和心理。
　　二、观念的影响力
一个民族的观念文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它并不是直接地体现在一时一事的历史事件中，而是作为一种隐性、长期和根本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为13世纪以后元、明和前清的强大而骄傲，因为，首先在体制方面，当中国还是长期地滞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量变”过程之中的时候，16世纪之后的整个欧洲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专制集权体制一个个瓦解，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开始全面实行……
其次在科学与数学的领域，历史上的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并且中国在技术上的先进也只持续到了宋朝，而其后中国科技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与总体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和观念文化一样，观念文化也还可以再分为：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民族心理与社会观念三个层次。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是由国家的领导者、政党、领袖和决策者所决定的，体现的是国家的整体意志和战略；价值观与思维方式是由学者和社会精英所主导的，体现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观念、信仰和思维特征；民族心理与社会观念是由社会大众所支撑的，体现的是国家与民族的文化基础。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虽然政治领袖改变了历史，科学家创建了物质文明，文学家和艺术家造就了文化的辉煌，然而至今为止，他们对世界的影响深度却仍然还没有超过那些*高的宗教精神领袖和大思想家。起源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覆盖了当时地中海所有奴隶制帝国，后经演变、改革，至今成为了西方社会的世界性宗教，其信奉人口超过20亿。产生于公元7世纪初，由穆罕默德所创建的教义，至今还统治着整个伊斯兰世界，其信奉人口超过12亿。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教，其小乘教由锡兰传人东南亚各国，大乘教由中亚传入中国、朝鲜和日本，信奉人口接近4亿，其中还不包括印度教的8亿多人在内。
说到底，这是缘于人类对于宗教的崇拜，当然首先就是对于宗教精神领袖的崇拜。几千年来，在这些宗教中，虽然部分宗教的教义已经有所变化，但是其基本的特征，即以共同的信仰、道德规范和礼仪构成教团组织等特点自始至终没有改变，并且凡是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这些宗教至今仍具有相当大的凝聚力，仍在对于人类现实社会的政治、体制、道德伦理、文化习俗、社会生活和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另外在中国，孔子的儒家思想创立于公元前500多年以前，它对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已经超过了2500年，而且至今仍存在于中国人的潜意识之中。19世纪中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达14个，人口约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1/3。由此可见，信仰与精神的作用巨大，对观念文化的影响力极其深远。
一种文化只生存了几十年，而另一种却可以生存几千年，这就是历史。观念文化是民族的脊梁和支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观念文化可以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昌盛，也可以使它灭亡。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变得强大，没有先进的观念文化作为支撑是绝不可能。也许一种先进的观念文化可以使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兴旺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然而对于人类历史的长河而言，先进永远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在世界的历史上，当由一种观念文化所支撑的文明达到极致时，衰落便成为必然，古文明的陨落、大国的兴衰无数次地证实了这一点。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拜占庭、中美洲和安第斯等人类古代文明现在已不复存在，夕日强大的奥匈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大不列颠帝国、拿破仑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也已从地图上消亡。
在冷战的末期，1989年至1991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开始推行其理想主义的“新思维”，以及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看作是与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进行的竞争和较量，提倡民主改革、振兴经济，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苏联政治体制的骤然变动，使国内各种矛盾更加尖锐，*终局势失去控制，导致了1991年震惊世界的“8·19”事件的产生。接下来，1991年12月7日，在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fchuk）和白俄罗斯*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Stanislav Shushkevich）的一次会面之后，苏联正式宣布解体。1991年12月27日，俄罗斯在联合国取代苏联，一个有70年历史的国家从此不复存在。苏联——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单一民族的俄罗斯。这就是所说的，“国家死亡了，民族还活着”。由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1945年雅尔塔会议形成的、历时46年的、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政治和冷战格局也随即消失。
到1992年，在苏联巨变后的三年多的时间内，东欧的波兰、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联邦等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继终结。政治上，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多党制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经济上，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被否定，以多种所有制形式构成的市场经济体系开始实行。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理想主义的急进式民主改革的失败，为追求个人权利的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出卖，以苏联为首的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难以调和，以及美国冷战战略的成功运用。表面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的失败正是上述的种种因素所构成的摧毁性合力的结果。然而，其实所有这一切都不是*重要和*根本的，比较一下世界上尚存的几大文明，结论自然就十分清楚。
西方的科技进步、物质文明和政治体制并没有改变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反而使其成为了世界的**大宗教。尽管作为一种信仰，它已经越来越与资本主义的民主相融合，而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它已经越来越世俗化。再看伊斯兰文明，虽然穆斯林帝国从17世纪便开始衰落，至今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不过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它并没有改变，并且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它仍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至于连亘不断的中国文明也一样，虽然全世界华人所生活的国度均大不相同，但是全世界的华人都会认同儒家的思想。
这说明了什么呢？对于国家或民族而言，*具有凝聚力的还是信仰、观念、文化和传统。观念文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本质和意识，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民族的性格和心理，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发展前途。因此，坚持一种落后的旧观念可能会缓慢地走向衰落，而抛弃了一种具有凝聚力的旧传统也不可能迅速地走向繁荣，舍本求末和急功近利的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尤其对于国家和民族的*高信仰而言，更是如此。苏联的解体并没有阻止住北约的东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仍然在受到西方的不断挤压；民主化了的东欧也没有因为融入了西方社会而迅速富裕，全球*有经济活力的区域并不在东欧，而在亚洲。
当谈到中国的历史时，许多中国人至今还习惯于沉湎在过去的辉煌之中。的确，5000年的文明史、盛唐时期的强大与繁荣、宋代的四大发明等，无不让所有的中国人感到自豪。1998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孙（Augus Maddison）在其发表的《后期运行中的中国经济》中证明，直到1820年的清朝时期，中国的GDP都居世界首位；而直到1913年的中华民国时期，中国的GDP也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
诚然，历史功绩确实值得中国人欣慰，但是衡量国家强盛的标准只能是全面均衡的发展与综合的国力，而不是某项单一的指标。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为13世纪以后元、明和前清的强大而骄傲，因为，首先在国家体制方面，当中国还是长期地滞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量变”过程之中的时候，16世纪之后的整个欧洲却发生了“质”的变化，专制集权体制一个个瓦解，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开始全面实行。路易十四时期还是高度专制社会的法国，到了路易十四之后已经走向了共和国。此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也得以实现，接下去的是荷兰和一些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变革。而在中国，直到1912年才由孙中山建立了*早的共和国。这要比公元前约508年由古希腊雅典贫民普遍参政的所谓“全民政治”的时代，以及古罗马人建立的奴隶制的共和国所处的时代晚了2400多年。如果将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看成是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体制的开端，那么与之相比，孙中山所建立的共和国也晚了200多年。虽然西方早期建立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制度体现的也是王权，但是西方从那个时期开始，起码形式上的民主已经出现。

超越西方文明的变革 作者简介

乔建新，1970年毕业于理工科院校，后在海军服役，1979年转业到原电子工业部机关从事科技管理工作，1987年自愿下海从商，1999年转入高技术领域的信息咨询行业担任高级咨询顾问。
由于作者早年对哲学、数学、信息技术、经济等多个领域有兴趣，自1985年以来，曾先后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社会科学辑刊》、《中国计算机报》、《国际电子报》、《计算机世界》、《北京科技日报》和《机械与电子杂志》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近年来，作者一直在潜心
探讨有关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从中领悟出一些强国富民的道理，《超越西方》为这一努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