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东西之间-何芳川讲中外文化 本书特色

本书卖点：
1．讲中外文明交汇，包涵古今、*有系统的，是北京大学的何芳川教授。——郑培凯
2．何芳川教授是环太平洋区域文化的资深专家，视角开阔高远，分析也犀利深刻，发人深省。
3．何教授2006年因病去世，本书是其生前仅有的讲演结集，语言生动，气氛活跃，再现了这位学人的学识与风度。

古今东西之间-何芳川讲中外文化 内容简介

纵论文明，两千年纵横捭阖，横贯中外，东西方笔底写就。
　　文明、文化向来是抽象宏观之话题，难诉诸文字，非学识宏富，眼光犀利之资深学者不能为。身为中外文化交流问题的专家，何芳川教授轻松而浅白地讲授了从秦汉到今天两千年间东西方文明交流与冲突的历史，故事精彩纷呈，论断掷地有声，有历史的回顾，有文明的前瞻，在多元文化共立并存的今天，这样讲诉的意义既深且巨。

古今东西之间-何芳川讲中外文化 目录

古今东西之间-何芳川讲中外文化 节选

**讲 西出阳关无故人
　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文明的交汇（上）
2001年夏天，我赴敦煌考察。一次，去玉门关的路上，停车小憩。我离开伙伴，独自远眺。只见一条大道直插天际，两旁大漠孤寂。忽起遐想，念古往今来，多少商旅、使团、僧众，曾伴着驼铃西去东还，或东来西归。他们忍耐着无边的孤寂、酷暑和严寒，求名、求利、求人生的真谛；他们背负着各自的文化、文明；在无言或重译中，文化交流了，文明交汇了，在这条往昔曾生机勃勃的大道上。
　　啊，丝绸之路！
　　在人类历史上，丝的骄傲，属于中国。
　　早在七千年前，居住在中国大陆上的人民，就知道了丝。夏鼐，这位中国权威级的考古学前辈，以他学者的慎重指出，至迟在殷商时期，即四千年前，中国人已经掌握了丝的秘密。
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以它的精美，闻名于世界。
汉代：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的丝织品。一袭纱衣，长1.28米，重仅49克！
唐代：一位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在广州会见市舶司的官员。透过中国外贸官员的丝质衣服，阿拉伯商人能清楚地看到官员胸前的黑痣。正当阿拉伯商人惊叹，以为隔着两重丝绸衣服还能看清胸痣时，那位中国官员竞脱下五件丝质衣服。
清代：《红楼梦》里讲述了一段趣事。一天，贾母从箱底找出一件丝织品，考问众孙媳孙女，谁能说出这件丝织品的名字。无论宝黛还是三春，连同见多识广的凤姐，都答不上来。老祖宗骄傲地告诉她们，这还是她做女孩儿时的东西，名叫“软烟罗”。仅仅从那名字，就给人们以美的无限遐思。
精美的中国丝织品，果然对欧亚大陆形成了一次文化与文明的冲击波。
公元前54年，罗马与波斯在卡雷交战。波斯军以五彩丝旗上阵，令罗马人眼花缭乱，惊羡不已。
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公元前44）在展示其战利品时，人们*注意的，也是那些丝织战旗。
还有一次，凯撒身穿一袭丝袍前往剧场观剧。不料在观众中引起一阵骚乱，大家都以为那丝袍是罕见的奢华之物。
埃及艳届克列奥帕特拉（Cleopatra VIl，公元前69-公元前30），也因一袭华美的丝袍而更衬托出她的美艳。那件丝袍原是一件中国丝织品，由尼罗河的能工巧匠用针拆开，重新编织成明晰网眼的华服。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后来，罗马全境的仕女，皆对中国丝织品趋之若鹜，以致丝价腾贵，贵比黄金。
罗马作家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记载说，每年有一亿赛斯特（罗马货币，相当于约十万盎司黄金）流向东方（《自然史》）。其中，想必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中国丝和丝织品的。
中国，在古代希腊、罗马人那里，被称作“赛里丝”（Seres），即丝的国度。
　　丝路久远，驼铃悠扬。
　　草原上的塞族，这个古代北亚草原带上流动的游牧民族，是中国丝绸流播域外的载体。是他们的马蹄与驼峰，压出了丝绸古道*初的轮廓。
从比较正规的意义上开辟丝绸之路者，是中国人张骞（？-公元前114）。
公元前206年，刘邦（公元前256-公元前195）在秦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大汉帝国。两汉帝国恰恰跨纪元，公元前两百年（公元前206-公元前8），至公元后两百年（25-220）。从建国之日起，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就强敌压境，威胁着汉王朝的生存和发展。“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李白《关山月》）。从平城之围，到昭君出塞，几乎国无宁日。汉武帝（公元前156-公元前87）时，帝国终于国势雄强，开始自卫反击。派张骞出使西域，其初衷尚不在丝路的开通，而是意在联络西方的大月氏，“断匈奴右臂”，要构建的是一个战略同盟。
“有意种花花不开”。大月氏昔日曾受尽匈奴的欺侮，为避强仇，远走异域，从甘肃西部辗转迁移到大夏故地，早已“乐不思蜀”。反击匈奴的战略同盟，自然无法成立。
“无心插柳柳成荫”。张骞在公元前139年和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却使丝绸古道进入了它**次繁荣时期。特别是张骞的第二次出使，声势浩大，使团成员达300人，带有600匹健马，牛羊万头，币帛无数。一路还派出副使，分别访问沿途各国。此时，大汉帝国声威远扬，丝路诸国纷纷内附。连遥远的波斯强国（安息）听说汉使来访，也特派两万大军，迎于国境。然后，也派出使节回访，随汉使东来“观汉广大”，并向中国皇帝“献犁轩善眩人”（《汉书·西域传》）。这善眩人，即能吞刀、吐火的古代魔术师。
“善眩人”来自“犁轩”。在张骞向汉武帝的汇报中，就曾提到过这个名字。按，犁轩，被考证为亚历山大里亚的古时对音。由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公元前323）于公元前332年建立的这座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商业、文化中心。著名的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Strab0，公元前64／63-公元237）记载这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时说：“它有优良的海港，所以是埃及的唯一海上贸易地，而它之所以也是埃及的唯一的陆上贸易地，则因为一切货物都方便地从河上运来，聚集到这个世界上*大的市场。”（Stra-bo，Geography of Strabo）
到了东汉时期，传承张骞的事业，维护丝路的交通的使命，又落到了班超（32-102）的肩上。出身于史学世家的班超，不愿秉笔作书，但愿以身创史。他青年时代投笔从戎，将自己的青春、热血都献给了西域，献给了丝路。他在当地广大民众支持下，平息了少数勾结匈奴的上层分子叛乱，维护了丝路的畅通，执掌了西域都护的帅印，直到年过古稀，方荣归故里。更有子班勇，继承父业，克绍箕裘。
　　特别应予记载的，是班超以地方长官的身份，向罗马帝国派出了使节。这就是甘英奉命出使大秦。大秦，是汉代中国人对罗马的称谓。公元97年，甘英沿丝绸之路西去，直到波斯湾头。正当他“临大海欲渡”的时候，受到波斯渔民的劝阻。他们告诉甘英，大海无边，遇到顺风也要三个月才能渡过；若逢逆风，则要航行两年。因此，渡海者需备三年口粮。此外，航行中意外死亡的事也时时发生。甘英终于望洋兴叹，踏上归途。此时的波斯，在中国与罗马之间，正是居中转口的地位。波斯人千方百计阻止甘英西进，就是为了保持自己中间商的特殊利益。只可惜，甘英因此而失去首任中国驻罗马使节的光荣。
隋唐时期，丝绸古道迎来了自己历史上又一次巨大的繁荣。
　　隋朝的国祚虽然颇似秦朝，也是二世而亡，但隋炀帝杨广（569-618）却十分注意丝绸之路的畅通。当然，这位穷奢极欲的亡国之君，除了喜爱来自西方的珍奇异物之外，更追求那种万邦来朝的局面。一次，隋炀帝沿丝绸之路向西巡行，一路上有27个小邦的君主、酋长随侍。随行的车马，竟掀起长达百里的烟尘。为了招徕贡使蕃商，皇帝下令用彩绸将首都洛阳大街两旁树木扎满，在冬日放眼望去，好似春天绿叶繁花。还下令在皇城端门外，举行盛大演出。戏场周五千步，演出者达18000人，声闻数十里，通宵达旦。
到大唐帝国鼎盛的贞观、开元年间，丝绸之路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唐帝国出于对外政治威望与经济交流的考虑，十分重视陆路丝道的经营。当时，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突厥已分裂为东、西两部。贞观初年，唐军击败了连年侵扰的东突厥。然而，活跃在阿尔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强大。他们经常截断丝路，劫掠商旅、使者。公元639年，唐太宗（598-649）出兵高昌。次年，在该地设都护府，后又迁至龟兹，统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史称“安西四镇”，从而保障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繁荣。在汉代以来的基础上，唐代又开辟了两条通往怛逻斯（Talas）的新路。此外，更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大道——中印藏道。这条大道由长安经青海南下吐蕃（今西藏）、泥婆罗（今尼泊尔）到达印度次大陆。总之，历史上的丝绸古道，是一个颇为细密的交通网。除干道之外，还有许多支道，甚或还有不少毛细小道。
唐代的长安，不仅是雄强繁荣的中华帝都，同时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来自西方各地的商人，在这里经营了许多餐厅、酒店以及珠宝商行。不少当时的诗歌，都反映了这座大都会的繁华。
正当大唐帝国的势力与影响不断西扩时，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为古代国际舞台上带来一个新的主角。不断向东扩张的阿拉伯帝国，终于与唐帝国发生冲突。公元751年怛逻斯一战，唐军败北。此后，伴随着大唐帝国的由盛转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陆上丝绸古道逐渐转向沉寂，呈现某种时断时续、时高时低的发展态势。这当中，更有中华帝国无法控制的域外政治局势的变幻，以及丝路沿途生态环境恶化的种种负面影响。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一些西方考古学家、探险家前来考察的时候，就只见满目的荒凉。仅有那些废弃的土垣、干涸的河道，在向人们诉说着昔日丝路上的辉煌。
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因为这里是古代中国*负盛名两大王朝汉唐时代的都城。正是长安，曾见证了丝路的开辟与繁荣。
丝绸古道，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段。
东段*为清晰，由长安启程，西至玉门关和阳关。李白（701-762）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给玉门关定了位。“西出阳关无故人”，也是一个定位。阳关、玉门关外，男是一番景象了。
仿佛是为了两关作证，附近有一座名城敦煌。在唐代，以及更早的时候，这里是丝路东段的终点，也是它中段的起点。当年，敦煌古城，南北长40公里，东西宽20公里，闹喧喧地卧在商道上，吞吐着过往无数的商旅、行人、官员、使者以及僧侣和善男信女们，对每一个人道着“欢迎光临”与“一路平安”。
中段由阳关、玉门关西去，直抵葱岭一帕米尔高原。这一段正好大致覆盖了今天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亦即古代狭义上的“西域”。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沙俄的侵夺，它在晚清时被切割去一大块。
丝绸古道的这一段，又可分为三条干线。这样的分道，其实乃由天定，直接受新疆的自然地理条件所制约。原来，新疆地理，极易牢记，叫做“三山夹两盆”。所谓三山，即北面的阿尔泰山，中间的天山和南面的昆仑山。这三条大致东西走向的山脉之间，夹着两大盆地，即北疆的准噶尔盆地和南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北路，沿天山北麓西去。三道之中，居次要地位。
中路，沿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缘之间的走廊迤逦向西。
南路，则沿昆仑山北麓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之间的走廊直插葱岭。
中段的西端，大致终于帕米尔高原以东。三路之中，支线、毛细线甚多，只能撮其大略，难以细表。
至于丝路西段，大抵位于今日中国境外，又可分为三路。
南路自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克什米尔，南下印度次大陆。除了使团与商队之外，这条路上往来奔波的男一类重要人物，就是佛教的僧侣。印度高僧经由这条古道，将佛教传到中国。中国的高僧如法显（约337-约422）、玄奘（602-664）等人，也都是经由这条古道前往印度次大陆，以求在佛学上的深造。
中路则出帕米尔一径向西，经波斯、阿拉伯半岛南缘，前往红海、地中海地区。
北路，沿西北方向，经咸海北岸、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前往欧洲，据有的学者研究，这条路线可以一直抵达斯堪的那维亚半岛。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交汇的重要载体。
中华文明，在古代曾居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当它沿丝绸古道向外流播时，自然会呈现出一种高屋建瓴之势，给予这条商路上的远近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打上深深的烙印。至于各民族能够在多大范围和多深程度上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则取决于该地区民族自身文明发展的程度。
丝绸，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对外流播的首位形象大使。
我们可以断言，在古代欧亚大陆，无远无近，所有地区、所有民族的人民都对来自中国的丝绸有着一种历久不衰的、特殊的喜爱。在遥远的地中海世界，由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高度发展，那里的人民在追求中国丝绸的时候，很快就从单纯的物质享受，升华到一种精神上美的愉悦。丝绸衣饰所凸显的人体线条美，正适合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土壤，得以在那里发扬光大。古代希腊罗马的诗人创作了大量有关丝绸的诗篇。维吉尔（Vergil，公元前70-公元前19）的《田园诗》、贺拉斯（Horace，公元前65-公元前8）的颂歌、普罗佩提乌斯（Sextus Propertius，公元前50-公元前16）的《哀歌》和奥维（Ovid，公元前43-公元17）的《恋情》，随处可见对丝绸的赞美。罗马作家培利埃该提斯说：“中国人制造的名贵彩色丝绸，就像田野盛开的美丽的花朵，它的纤细简直可以和蜘蛛织的网相媲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位埃及艳后克列奥帕特拉的美，也是通过中国丝绸而流传千古的。罗马作家罗卡纳描述这位女王说：“她白皙的胸部透过西顿衣料显得光耀夺目，这种衣料本由细丝精心织成，经过罗马工匠用针拆开，重加编织而成。”这就是说，那件华美的丝料服装，是由中国运去的缯彩重新加工制成的。
喜爱产生强烈的模仿欲望。在经济、文化*称发达的亚历山大里亚，开始生产丝织品。一方面，以中国丝为原料，加工织成；另一面，将中国的丝织品拆成线缕，重新编织。很快，创出一种新的产品，中国人称为“杂色绫”。“杂色绫”返销中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亚历山大里亚等地，在不断改进生产技术的过程中，发展成重要的西方丝织中心。
阿拉伯帝国崛起以后，丝织业也迅速兴旺起来。在今天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许多城镇，都办起了工艺高超的作坊，织造色泽鲜艳的绸缎。阿拉伯地区的丝织物畅销并几乎垄断了9世纪以后的欧洲市场，以致欧洲人将产自大马士革的金线刺绣的绸缎称为“大马士革”；而将产自巴格达城内阿塔卜区的条纹绢称为“阿塔比”（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
从唐代开始，瓷器在中国对外输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陶瓷，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已几乎与丝绸并驾齐驱。阿拉伯人十分喜爱中国瓷器。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丹吉尔（Sulayman）在其著作《中印游记》，对中国瓷器大加赞扬，指出：“中国人能用陶土作器，透明如玻璃。里面注酒，外面可见。”公元8、9世纪之交，呼罗珊总督向阿拉伯帝国哈里发贡献的各种财物中，就有2000件精美的瓷器，还有哈里发宫廷中从未见过的20件（一说200件）“中国天子御用的瓷器”。波斯、阿拉伯语中，瓷器，就干脆被称为中国。
特别要指出的，是古代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
纸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之一。5世纪，纸已从中国内地传到新疆。*晚在6世纪，新疆已有了当地自造的纸。大约在7世纪，造纸术已从新疆外传到撒马尔罕。在怛逻斯之战以后，中国战俘中的工匠在撒马尔罕建立了穆斯林世界的**家造纸作坊。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繁荣昌盛，纸的使用与制作大大推广。794年，在帝国首都巴格达也开办了一家造纸工场。造纸术大约在9世纪末传入埃及。到了10世纪末，纸张已取代了埃及人数干年来使用的纸莎草纸。一封写于9世纪末埃及的信，在结尾处特别注明：“用纸莎草纸书写，请原谅。”其实，这封信是写在一张质地*好的纸莎草纸上的，而写信的人仍要为自己没有用纸书写而特地致歉。这说明当时纸张已经成为时兴的书牍材料。到了1040年，一位波斯旅行家十分惊异地记载了他在埃及见到的情况，在开罗，“卖菜和香菜的小贩，都随备纸张，把任何卖出的东西，都用纸包裹”（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可见，纸张不仅已成为埃及人民普遍的书写材料，而且成为具有多种使用价值的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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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东西之间-何芳川讲中外文化 作者简介

何芳川（1939—2006），历史学家。1991 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专家评审组成员等多项公职，并曾于 1997 至 2001 年间担任北大副校长。另外，亦曾多次出国讲学，足迹遍及亚洲及欧美诸国。研究范围以中外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化史为主，著有专书及学术论文多种。专书方面，例如：《崛起的太平洋》、《澳门与葡萄牙大帆船》；与万明合著《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平洋贸易网 500 年》，等等。